浅论人大立法过程之流变

立法公开是法律体现民意之前提,近几年来,人大通过公开征集立法项目、专家参与立法、公布法律草案、举行立法听证会等形式,使立法过程更为公开和透明,立法为民理念更为突出。立法的过程也是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此种博弈无疑能使立法机关更为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诉求,以制定出更加公正合理的法律。

地方人大监督不作为及其规制探究

监督是地方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地方人大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地方人大监督缺位、形式主义、漏监、弱监等现象与其至上的地位形成强烈反差,因而备受诟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咎于现实的困境,但地方人大自身缺乏内在动力,主动监督意识不足,即地方人大监督不作为之表现乃是其至上地位和职能难以彰显的重要原因。认识和规制地方人大监督不作为,有助于在现实制度框架下,最大程度地改变地方人大的面貌。

我国大学法律制度之检讨——以现代大学制度为视角

建构现代大学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而现代大学法律制度是建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转型期之中国,大学制度化、现代化进程业已开肇,但现有的大学法律制度明显滞后且显现出诸多缺陷和弊端。只有对其全面修订和完善,经由立法主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进而建构现代大学法律制度体系,方能走出"路径依赖"的窠臼,确认和巩固高等教育改革成果,保障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实施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实现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目标。

我国法律义务定义观之检讨——以权利附带定义观为主线

我国传统的法律义务定义观事实上已成为人们理解法律义务的樊篱,特别是"权利附带定义观"将义务概念的阐释附着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义务研究的滞后,造成权利义务研究的失衡。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两者相辅相成,不存在主次关系,重权利,轻义务研究,权利只能是空壳。对法律义务定义观进行反思,建立独立分析框架,厘清义务概念定义中似是而非的问题,才能给出相对科学合理的定义,有利于法律义务研究的深化,法学及法制实践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度探略——兼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制度

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度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该制度从创设之初就遭受质疑。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由一系列判例进行了阐释和廓清,确立其法律地位,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司法解释问题上的态度。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定的量刑指南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制度有相似之处,因此,对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度予以探讨,可藉以检视我国司法解释领域的失范现象,并对推进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理工高校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之检讨

通过抽样考察,可窥见我国理工高校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总体现状欠佳,其主要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培养模式未彰显特色,培养目标指向趋于同质,定位模糊;二是培养机制缺乏制度化支撑,长久动力不足,人才培养缺乏竞争优势。理工高校应以应用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特定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的建构,特色法律专业课程的设计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度化保障等四个方面为进路,尽快改变理工高校法律人才培养的欠佳状况。

用法律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首次就业合同

现代社会的安定与否与就业率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也就是看占企业总数的99%,雇佣的劳动人口占全部雇佣数的75%的中小企业的经营是否顺利。但近年来因为各种原因中小企业在雇佣员工上遇到了极大的阻碍,使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为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首次就业合同以减轻企业的社会经济负担为目标,简化解雇员工的程序,通过给企业提供比较宽松与自由的雇佣环境,来刺激企业扩大雇佣规模促进就业。同时设置个人受训权,设立培养期提高大学生工作能力,通过良好的法律制度构建缓解就业困境。

电子数据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的运用——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电子数据独立的证据资格。电子数据证据(简称电子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起到了作为证明犯罪的关键证据、辅助证明犯罪事实和手段、帮助发现犯罪线索、突破案件等重要作用。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殊搜查和扣押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等问题,故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电子证据取证须符合合法性、及时性、全面性和比例原则,并采取特殊方法予以收集固定。

地方政府行政性重复建设及其治理

重复建设是中国经济结构的痼疾。在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我国的重复建设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重复建设,即行政性重复建设。在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主导的重复建设又表现为以地方保护为前提的重复建设。当下我国已步入发展关键期,地方政府行政性重复建设现象日益突出,须从改革政绩评价体系、深化投资决策体制改革、实现信息畅通流动等方面入手,综合治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