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纠结 我的小说

我的小说与我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我所在城市国有企业普通工人的命运际遇息息相关,长篇小说《苦楝树》的主人公吴满的原型,就出自我所在的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长篇小说《工厂工会》的主线,则是我所在城市湘潭湘钢梅塞尔公司一位工会主席的真实故事。我的创作聚焦于底层生活,表现的是普通工人在当代社会变革中承受的苦难和失落,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人情的善良和人性的复杂。

菊子(短篇小说)

菊子每夜做的梦，基本相同：她是公务员，坐在好漂亮的办公室办公。每夜必做公务员梦的事儿，菊子从没有对别人说过。对别人说这梦，鬼也会笑：你菊子算什么，也敢做公务员梦？谁不知道，要当公务员，首先要考，考之前，得有大学文凭。菊子一没资格考，二也考不上，菊子也不会傻不拉叽地去报考。

左手钢琴家保罗·维特根斯坦 来自维特根斯坦之家的音乐奇人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文化史中有一个极有意趣的话题，与哲学和音乐都有关，那就是维特根斯坦兄弟——保罗和路德维希，也即钢琴家哥哥和哲学家弟弟。这一看似偶然的组合隐喻着某种真实。且不提柏拉图在《斐多篇》所言“哲学是最好的音乐”，或者尼采将音乐奉为至高的艺术，单是从哲学的角度看保罗，或者从音乐的角度看路德维希，便足以使这个话题意趣倍增。

音符的天梯 《聆听巴赫》的启示

近日从上海夏季音乐节上听到爵扉古典三重奏演释的巴赫《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清风明月之下，巴赫音乐的神奇魔力透过爵士外衣毫不减色地散发出来，紧紧箍住每一根神经。这一刻，我们似乎很难想起这首管风琴曲诞生于教堂，出自阿恩施达特的一位年轻管风琴师之手。

峭壁之花 作为诗人的罗伯特·舒曼

我们的时代已是你们的时代。你们的时代不再是我们的时代。——罗伯特·舒曼他选择了一种困难的表达,阻止你过于容易地接近。他选择做一枝峭壁上的鲜花。这既是有意,也是本能。他懂得成为一名高贵音乐家的所有秘密,他的灵感却是天赐,和他那善感如芦苇的心灵不可剥离。

和时代一起,在痛中希冀(创作谈)

2004年的某天，我忽然发现，我们厂围墙外那棵高大的苦楝树死了。我记得清楚，前段日子，它还活得好好的。我问我们厂的绿化工人：这棵苦楝树怎么就死了。他告诉我，说：苦楝树是一种速生乔木，寿命只有四十年上下。

庖丁解牛(中篇小说)

“人类着衣的初始目的，无疑是为了遮羞。”鹏宇敲着键盘。没弄好，刘海甩下来了，鹏宇将刘海弄上去，心想着：“这头发，烦。明天去理了，蓄个什么发型？还是不行。这头发漂亮。”鹏宇继续写着：“但当人类将第一块遮羞布着在了身上后，人类便开始将许多不是羞的羞也遮了起来。这就像人类的道德，原也只是遮羞的需要……”

老雷

一一个男青年走进了小店,也不望我,翻着眼睛望天花板,敲着货柜上玻璃,说:“烟,飞鹤。”我将烟递给男青年。男青年抽出一支,叼在嘴里。左手左边口袋掏,右手右边口袋探,将套油腻工作服摸遍了,说:“怕是鬼吃了。”敲着货柜上玻璃,说:“火柴。”我递给男青年一盒火柴。男青年点燃烟,说:“你是老guan?我是老雷。”

希望工人日子一天天地好

〇三年时,我在毛泽东文学院作家班学习。那天,北京来了几个文坛上不小的人物,叫我们讨论"中国文学是不是缺少想象力"。我说,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想象力的事儿。

工厂工会

一我读小学四年级,和我同座的女孩叫梦娜。我决心不理梦娜的那次,是我问她,一个桌子四个角,砍了一个角,还有几个角?这题目是我爹问我的。当时,我想也没想,说,三个。

宏善行

引言二〇—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湖南省人大对部分人大代表进行培训。我是部分之一。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多,看了一下手机。未接来电内,有石城兄来电,微信内亦有他的留言:请回电话。我走出了课堂,打了电话过去。他要我将身份证号码给他,说,三十日去上海采访,要打飞机票。我给了他,心想,三十日起,会要丢下手头上所有的事,专心致志采访了。

兄弟

十点了，张杰仍没有转手气。他将两手平摊在麻将桌上，摇着头，用《心雨》调子唱：“为什么总在，这些打麻将的日子，你黑得像一双非洲手？”笑道：“敬神去。”到了卫生间，边撒尿边拨弄老二，说：“二郎神，你得保佑我转手气。”

黑马

易民妻抱回了一只小土狗。小土狗刚满月，油光水亮，黑得通透，浑身找不到一根杂毛。易民妻说，小土狗是从她最好的朋友家抱回来的。

红烧

一院子里有两栋五层住宅楼、一栋厂房。住宅楼里住的是机械厂员工和家属,厂房内有该厂一个机加工班。机加工班成员共九个:七个汉子,一个也是汉子的临时工,一只狗。狗是土狗,一身白毛,白得纯粹,有个叫人流口水的好名儿,叫“红烧”。名儿是七个汉子合计着取的。汉子们说,还得喂一只狗,取名叫“火锅”。过年时,将两只狗都杀了,一只做红烧狗肉,一只做狗肉火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