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序言——日本岩波版裘沙作《鲁迅的世界》画册序

裘沙同志:在1981年9月,全国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盛大活动中,现已成为古人的江丰同志,特地向我推荐了您的“鲁迅作品绘画展览会”,认为是必须一看的。为了可以仔细琢磨和吟味,我独自一人去看了。特别是《【阿Q正传】二百图》,使我完全入迷了,

我和阿英

阿英这个名字,我是1935年在南京牢里第一次见到的。在由看守员帮我们偷送进来的一本刊物上,有一篇题作《城隍庙买书记》的随笔,署名是阿英。在上海时,有时偷得浮生半日闲,逛逛城隍庙,掏掏旧书店,那是极难得的乐事,可那会,却只好读读这样的文章过瘾,非常羡慕这位阿英。

曾为家国走天下，敢发牢骚上笔端

楼适夷致黄源 1976年4月8日 你寄来雪兄（指冯雪峰——本刊编注）给包子衍书简，我收后匆匆一阅，摘了几条，本想交孩子带还给你（因为怕邮局见了这种文件式的东西，寄递麻烦），后来犹豫一下，还是留下重翻，才发现大有用处，决定再仔细研究研究。你大概全部都看过了，现在我对74年4月26日信中关于会见陈赓同志的记载补充一点：

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一封信

兴茂同志: 22日来书迟复,因为我想对尊稿多读几次,提些意见,供你参考。总的意见是这样:S、T、T、(按即上海通信图书馆简称—编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影响,少数进步的职业青年自发创立的一个新型小图书馆,它是在同人读书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所知道的周作人

关于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出任伪职事,我知道很少。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武汉,知道周作人在北平出席了敌人召开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文艺界担心他留在北平,有叛国事敌的可能。

我与日本文学

1.我少小失学,而爱书成癖,经历了五四运动,自觉知识的恐慌,勉力自学,也不知治学之道,缺乏指导,只知有书即读,贪多求博,漫无方向,往往见猎心喜,见异思迁,任凭兴之所至,不知刻苦钻研,所获不多,一无所专。对于日本文学,也不例外。很想学一点外国语,那时上海英文夜校很多,我当学徒,晚间无事。

炜弟，你得了金牌！

炜弟，你得了金牌！楼适夷炜弟是谁？叫楼炜春，鲁迅先生书信中有七封给他的信，卅年代文艺界有一定知名度，大家知道是我的从弟。可这一从，从了三百年，我们同一祖先叫楼日吾，画像上穿的还是明代儒服。这说明我与炜春的“从”，虽然从得那么远，但从小到老，亲得比嫡嫡...

一封旧信

姜椿芳同志来电话:得南昌电讯,蒋天佐同志于昨晚(8月8日)六时去世。他已卧病多年,1979年四次文代大会时,来京治病,已不能参加大会,曾往探视。以后回去,一直躺在病床上,几度告急,旋又转危为安。但几年来书函不绝,大抵是在病床上写的,常常长篇累牍,运思周密,文彩斐然,不象出于病人之手。深觉其生命力之坚强。希望康复有日,不料终告淹忽。和京友合去了唁电。昨得其长女刘澜来信,并寄来几年来我给他的去信一大包,谓遵亡人遗嘱奉还,想见他从容谢世,来去分明的气度,不胜感慨。这里检出八一年冬季所作一通,投寄《动态》,既悼亡友,亦谢历次赠刊,久无答报之过。

补白太少

看刊物有一桩叫人不快的虽扭事，就是文章割尾巴，短篇小说本来不短，

我为什么赞成文字改革

我害怕看小学生晚上回家做作业,歪着脑袋、撅着嘴,拿一枝铅笔,在作业本的小方格里,一笔一画地画小方块,一手还拿块橡皮,画了又擦,擦了又画。这是语文老师给留下的功课,硬是非画出几百几十个不行。看着看着,那小方格好象变成笼子,正在把活泼泼的孩子捉来关闭在笼子里活受罪,心里很不好过。

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

一、并无新语 去冬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举行了第四届文代大会,从邓小平同志的《祝辞》,周扬同志的《报告》,到最后由夏衍同志所作的《闭幕词》,始终一贯,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执行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得到全国文艺界代表一致热烈的拥护。但夏衍同志口沫未干。

臧克家等致范泉信函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纂工作刚结束，叔父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着手编辑《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约请全国１００多位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界的７０岁以上的名人谈谈自己进入老年后的思想、生活以及对过去生活的回顾，得到了这些文化名人的广泛支持。叔父吸取编近代文学大系工作信息的经验，又编了内部简报《（文化老人话人生）编辑工作情况》发给各地作者，相互沟通。从 １９９１年 ５月 ２９日出版第一号到 １９９２年元旦出版第七号为止，历经有七个月时间。在这份内刊上，刊发了不少名家就此事写给我叔父的信，如端木蕻良、陈自尘、曹禺、马烽、姚雪垠等著名老作家的信，后来直接刊发在１２２２年１１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中，有些著名作家就编此书一事写给我叔父的信，后未编入《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因为他们另外写有“谈人生” 的专文编入书内。现挑选了一部分未刊发的信，如臧克家、施蛰存、张光年等前辈作家的信，刊发在下面，每封信的题目为叔父所加，现照原样刊出。（徐宗涟附ｉ６）

应不应该扩大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版阵地?

在全国所有大的出版社中,似乎只有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皈社和在上海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承担了全国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版任务。虽然国家出版管理机关没有作出过这样的规定,但事实是其它许多出版社似乎都没有把这任务安排在自己的工作计划里(我在这里用了两个“似乎”,因自己对情况的了解不够全面。据我所知,在“文革”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曾负担一部分外国文学译本出版的任务。

夜间来客——“名人”被访实录

老黄老了,人称“黄老”。老啦,没办法,吃过晚饭,看了点电视新闻,有些迷糊了,打算洗个脸、泡泡脚,上床寻梦去。 门铃一声响,来了客人。从不谢客,礼当接待。忙把袜子穿上,整冠而出。来客红光满面,一开口就知道是远客。他拿出一张名片:“我是S文艺报社记者,由X同志介绍来的。

名家致牛汉信一束

一、楼适夷信 牛汀同志：手书今天收到，星六支部会知已宣布，再度向您祝贺。我刚看了周而复怀郭一文二万余字，觉得不错，拟请郭氏姐妹看看，再交给组里，杭大李汤二君写陈总文已收到，看看再转给你。你考虑全组工作，事务性事，有的可委托别的同志。文研所短篇不知编得如何，有的我们要原编单位多负些责，别把自己陷得太深，耽误全面工作。

零零碎碎的记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是1952年9月,奉调到出版社工作的。原来我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沈阳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这年的一月份,我正被派在后勤司令部担任三反运动办公室工作。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当时军队的后勤部门,管钱管物,掌握巨额的军用物资和大量资金,被认为"山深林密,藏龙卧虎之地"。根据"大胆怀疑"的方针,这里必然有的是大大小小的"老虎"。在司令员李聚奎将军亲自直接领导下。

我谈我自己

引言 有人在鲁迅先生生前,请他写自传。先生说:“人各有一生,人人可自传,那么中国可出四万五千部。太多了,图书馆也装不下。”这话是胡愈老当面对我说的,他还说“现在大家要我写自传,则中国七亿五千万人都写,要出得更多了,我不写。” 我写过“自传”,是造反派逼的,写了二三万字,丑化自己,由牛棚看守,一位食堂烧饭司务(工人阶级)。

记郑超麟——为《玉尹残集》的出版

近年来以手抄形式传诵于友好之间的《玉尹残集》,终于能够印出来公之于世,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出版者要我在书上写几句话。我想卷首已有诗人的自序,全书的作品也都说出了要说的话,我能写的已只有自己对诗人同忆的几句话了。玉尹老人郑超麟同志,是我的老师,

我的小学

谈我的小学,我全部学历中唯一所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因此它常常引起我的怀念。人越深入老境越容易回想自己的童年,童年,总是人一生经历中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年代。一位在安徽合肥市劳动局的任昌炘同志,我和他并不相识,忽然给我来信,问我的儿子蒙铁的近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