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传》“子曰”中的义利观——兼论历代对《文言》“利者义之和”的解读

帛书《易传》“子曰”对《周易》之言利作了深入的解读,较多地将利己与利人结合起来,讲利与德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讲利与天命的相互联系,而且还批评君王“厚自利而不自恤下”,反对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甚至还说“其将取利,必先其义以为人次”,强调“取利”应当先义后利,说明孔子并非不讲利、排斥利。相较于历代儒家往往依据《易传·文言》“利者义之和”解读孔子义利观,清儒焦循解《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为:孔子很少言利,若是言利,则与命联系起来,与仁联系起来,以及康有为解《论语》“放于利而行,多怨”而提出了“取利而和,则谓之义”,显然较为接近帛书《易传》“子曰”中的义利观。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历代对孔子称管仲“如其仁”的解读——从安大简《仲尼曰》“管仲善”看

自孔子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并称之“如其仁”,但又批评管仲之“器小”“不知礼”之后,历代儒家对管仲的评价各有不同,大致有三:其一,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对管仲多有批评,忽视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其二,汉唐至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为“仁”,或同时又认为管仲有“器小”“不知礼”的欠缺;其三,程朱一脉以及后来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有“仁之功”,虽并非“仁人”,但与之密切相关。新出土的安大简《仲尼曰》明确讲“管仲善”,印证了《论语》中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以及后世多数儒家的解读。然而今有学者主要依据孟子轻视管仲的功业并言“以力假仁者霸”,认为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实指孟子所反对的“以力假仁”,而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蕴含着管仲“不知仁”之意,明显有过度贬低管仲之嫌。

《论语》“小德出入可也”历代判读及适用——以朱熹的判读为中心

对于《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历代判读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西汉《韩诗外传》及刘向说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其二,魏以后儒者认同该句为子夏所言,较多的是指对他人不求全责备;其三,南宋朱熹认为子夏所言轻视小节,因而有弊病。朱熹的解读为其后学所发挥,尤为强调不可轻视小节,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有儒者为子夏所言辩护,至清中期又有儒者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孔子所言。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载孔子曰“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证明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孔子所言,无论对重视私德的传统社会,还是重视公德的现代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治道内涵——对朱熹解读的重新思考

古文《尚书·大禹谟》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接着又讲民之可畏、君民相须,讲“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要求重视百姓疾苦,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历代儒家既有从治道层面予以解读,将“人心”解为“民心”的,也有从道德心性层面加以发挥,讲“天理”“人欲”的。朱熹早年把“惟精惟一”与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治联系起来,后来又从治道层面强调君王应当敬守“虞廷十六字”,并且要求“谨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愿欲之事”,尤其要体恤百姓,解救百姓之困穷。因此,朱熹后学把“虞廷十六字”当作为人之“心法”,而忽视其为君王治天下之法的治道内涵,并为今人所发挥,这样的理解似有偏颇。

朱熹、俞樾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的解读——兼论牟宗三的解读

今人解《孟子》“口之于味”章,多与孟子在孟告之辩中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统一起来,忽视了二者的差异。然而,朱熹晚年既认为孟子言性善是“论性不论气”因而有所不满,又对《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给予充分肯定。与此相似,清儒俞樾把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而予以批评;同时又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而予以肯定。朱熹与俞樾的解读,虽二者之间多有差异变化,但对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作出分别对待,重视《孟子》“口之于味”章,或可为今人解读《孟子》所参考。

“私意”与“私欲”之间:张栻、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异同

朱熹《论语集注》解“克己复礼为仁”,将“己”解为“身之私欲”,“克己”解为克胜私欲,受到阳明后学以及不少清儒的反对。与朱熹多有交往的张栻解“克己复礼为仁”,讲“克尽己私,一由于礼”,主要就克尽私意而言,并没有直接讲克胜私欲,显示出与朱熹强调克胜私欲不一样的解读。与此同时,朱熹虽然批评胡宏讲“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强调克胜私欲,但又与张栻一样接受胡宏所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并非完全拒斥人的欲望;晚年还较多把“克己”解为克尽私意,与张栻的解读多有一致。可见,朱熹的解读与张栻又是相通的,而各有侧重,其中还包括他们对于“公”“私”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

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了格自然之物的科学研究活动，他本人在格物致知中也进行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思想和活动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以“克己”代“敬”——钱穆论朱子晚年工夫转向

通常认为,乾道五年己丑之悟,朱子继承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确立了"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的生平学问大旨。其中,"居敬"与"穷理"交相发明,"如车两轮,如鸟两翼";而"敬"的工夫贯通动静、始终、知行,构成"涵养""致知""力行"三者根本。〔1〕然而,朱子毕生探求圣学工夫,其中多有曲折转变。钱穆明确提出朱子晚年工夫重心调整的问题,认为,朱子提倡"主敬"工夫的同时,更推重颜回"克己"工夫。〔2〕从乾道七年朱子四十三岁《克斋记》正面论述克己工夫,到今本《论语集注》颜渊问仁章朱子"愚按"最终认定,克己工夫经历五阶段演变,地位不断升格,最终替代"敬"成为"心法切要"。

道教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的作用

道教及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通过天道论、宗教神学以及修道成仙论,对伦理道德作了宗教的诠释,使之得到强化;其二,在心性论、平等观、生命价值、生态伦理等方面,对伦理思想作了重要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其三,讲求不言之教,宣扬善恶报应,落实积功累德,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使之广泛深入。

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

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最初在日本朱熹哲学研究影响下而形成的从理气论出发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对于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儒家生态思想初探

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李约瑟的《管子》思想研究

李约瑟的《管子》思想研究乐爱国戴吾三先秦典籍《管子》，是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最早接触的中国古籍之一，也是李约瑟在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用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序言中，李约瑟动情地回亿了他最初学习中国文字并与某著...

论朱熹仁学视域中的公正思想——兼与《尚书正义》和《礼记正义》比较

朱熹仁学思想是对孔孟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展示了朱熹哲学的精髓所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公是仁底道理公""公私区分君子小人"与"仁与公正"等三个方面彰显了朱熹仁学视域中的公正思想的特殊含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与《尚书正义》和《礼记正义》有关"公""私"的阐释进行比较,有助于升华朱熹仁学思想的伦理道德价值意义,并从中发现对于当今社会可资借鉴的精神元素。

“孝弟”:“仁之本”还是“为仁之本”——以朱熹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诠释为中心

对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汉唐时期大都将其解读为"孝是仁之本",而唐宋时期还出现了"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的文本。朱熹继承二程所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明确讲"仁是体,孝弟是用",把仁与孝弟的关系看作体用关系,并由此将该句解读为"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而不是"孝是仁之本",这些观点在理解仁及其与孝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三纲五常”的本义、演变及其辨正——以朱熹理学的诠释为中心

在班固《白虎通》对于儒家“三纲五常”的系统阐述中,“三纲”所表达的君、父、夫对于臣、子、妻的主导地位,以“五常”为心性基础,是就率先垂范而言。朱熹讲“三纲五常”,认为“五常”是“三纲五常”之本,派生“三纲五常”,强调“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并且还多讲“五伦”,认为“五伦”就是“三纲五常”;其后学真德秀把“三纲”解读为“君正则臣亦正”,“父正则子亦正”,“夫正则妻亦正”,强调“三纲”的率先垂范之义。至少在元代之后,“三纲”与“五常”被分割开来,“三纲”成为“五常”之本,甚至被解读为臣、子、妻对于君、父、夫的绝对顺从,因而必然遭受批判。所以,重要的是讲“三纲”与“五常”不可分割,“五常”是“三纲”之本,“三纲五常”的本义蕴涵于“三纲”与“五常”的互相联系之中。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道教生态伦理:以生命为中心

道教建立了"道"化生天地万物的宇宙论,强调天地自然万物与人同源、同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形皆含道性",从而建构了作为道教生态伦理基础的普遍的生命平等观。道教还提出了"好生恶杀"的生态伦理规范,并以宗教的积善成仙与善恶报应的观念作为落实这一规范的基本保证。更重要的是,道教将生态伦理诉诸人的道德情感,要求人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天地自然,以普遍的慈悲和怜悯之心善待动物和植物。这样,就形成了以生命为中心的道教生态伦理。

荀子“天人关系”辨正

荀子论天,在突出自然之形而下之天的同时也言具有创生意义之形而上之天。"明于天人之分"只是荀子"天人关系"的起点,其终点是要走向更高层次的天人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