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颅直流电刺激在脑卒中后康复的应用

卒中是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每年大约1500万人罹患脑卒中,其中将近600万人死亡,500万人遗留永久性残疾,造成相当大的负担。卒中后遗症将会影响肢体功能和日常生活。3/4的患者在住院期间日常生活能力受到影响,只有1/3的患者能够完全恢复[1]。约有30%-66%的卒中患者,在发病6个月后患侧肢体的功能仍没有恢复[2]。因此,神经功能康复是十分必要的[3]。

我国刑法体系多元化及惩罚体系变革的思考——以日本《轻犯罪法》为视角

日本《轻犯罪法》仅有4条,共规定了对33种轻犯罪行为的处罚。该法规定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十分微弱,有些条文内容更似规制公民道德。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比:在处罚行为范围上,《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范围远远大于《轻犯罪法》;从处罚力度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略重于《轻犯罪法》;从法律包含内容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内容远远多于《轻犯罪法》。多元化的刑法体系有优点也有缺点,总体来看,我国刑法体系应当朝多元化的方向变革,与此同时,我国惩罚体系应从目前的'刑法典+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的结构向'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轻犯罪法+刑法典(重罪刑法)'的结构进行变革。

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满意度的测评方法初探

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满意度是一个抽象概念,文章尝试对其测评方法的构建进行初步探讨,具体思路是:将人民群众满意度分解为工作对象满意度、人大代表满意度、人民监督员满意度以及其他社会公众满意度四种分层指标,并将各分层指标细化为若干具体指标以构建测评指标体系,其后赋予各指标不同权重并构造测评计算方法。

《牡丹亭》次要人物群像的作用研究

《牡丹亭》中的次要人物形象历来颇受学者关注,但多从单个角色入手研究,缺乏对其中关系的梳理。本文试图从次要人物群像的角度去分析次要人物群像对戏剧情节、主人公形象塑造及剧中社会背景构成的作用,力求能够在新的角度窥探《牡丹亭》人物形象塑造的精妙之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工作机制的构建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作为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一项新增业务,目前尚处于探索规范过程中。加强执行监督工作有利于促进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规范适用,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在明确监督内容的基础上,着重从信息获取、工作组织、手段和程序以及约束力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执行监督工作机制。

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理由正当性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被告人上诉问题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出现了一个所谓上诉理由正当性的问题,该问题根源于立法上无因上诉制度与实践中上诉应有正当理由之间的冲突。没有正当理由的上诉是指针对有效控辩合意没有正当理由反悔而提出的上诉。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是否属于没有正当理由的上诉,可分三步来作出判断。第一步,判断上诉是否是对于控辩合意的反悔;第二步,判断对于控辩合意的反悔上诉是否具有正当理由;第三步,排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后的上诉,就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上诉。没有正当理由的上诉主要包括两类情形:一是反悔理由明显不当的上诉;二是简单地表示对定罪量刑的不认同,而没有提出新的事实或证据予以支持的上诉。

经颅直流电刺激治疗癫痫研究进展

癫痫是多种原因导致的脑部神经元高度同步化异常放电所致的临床综合征,临床表现具有发作性、短暂性、重复性和刻板性等特点.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疾病,国内癫痫的总体患病率约为7.0‰,年发病率为28.8/10万,1年内有发作的活动性癫痫患病率为4.6‰,2年和5年内有发作的活动性癫痫患病率分别为4.9‰和5.4‰[1].据此估计我国约有900万癫痫患者,占全球癫痫患者的1/5 ~ 1/6,其中500 ~600万是活动性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1].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实证分析——基于中国数据的VAR检验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主导地位;同时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非国有集体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升。这两方面的原因加大了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然而,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后认为,要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必经途径是推动利率市场化和进一步深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市场化。

行政处罚前置型非法采矿罪疑难问题研究

行政处罚前置型非法采矿罪涉及行政处罚与犯罪成立的关系问题,实践中应明确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对于犯罪追诉时效起点,应以最后一次实施非法采矿行为之日作为追诉时效的计算起点,如行为有连续或持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关于非法采矿罪保护的法益,应包含矿产资源管理秩序和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能仅以非法采矿行为未实际取得矿产利益为由认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关于犯罪数额的累计问题,两年内多次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未经处理的,应对相关数额进行累计。关于共犯的认定,应注意法定代表人、多次参与采矿的劳务人员以及提供采矿工具的帮助犯的认定。

以数字检察服务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数字中国”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数字检察”战略部署,以服务贵州省委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样板区、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以下简称“四区一高地”)建设为统领,贵州省检察院结合实际明确了“应用牵引、实战导向、急用优先、量力而行、分步推进、系统集成”的工作思路,探索形成“资源利旧、数据整合、分域创新、专项推动”的模型自主研发模式,在实现平台新增软硬件资源零投入的条件下积极推进数字检察工作,在保障平安贵州建设、守护民生和生态.

反应性神经刺激治疗成人局灶性药物难治性癫痫的中心试验结果

为了验证在癫痫灶进行反应性神经刺激作为减少成人癫痫起源于一个或两个致痫灶的药物难治性部分性癫痫发作频率的辅助治疗方法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反应性局灶皮层刺激(Responsive focal cortical stimulation,RNS)的多中心随机对照双盲试验.对起源于一个或两个致痫灶的药物难治性部分性癫痫受试者进行皮下植入,植入后1个月按1∶1随机分为真刺激及假刺激组.植入后第5个月过后,所有受试者在一个开放标签期(Open label period,OLP)接受反应性神经刺激开放标签来完成2年的植入后随访.所有191例受试者进行了随机化.盲法期结束时真刺激组癫痫发作改变的百分比为37.9%,假刺激组为17.3%(P=0.012,广义估计方程).开放标签期癫痫发作减少百分比中位数第1年为44%,第2年为53%,代表随着时间呈进行性且显著的改善(P<0.000 1).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在真刺激及假刺激组间无差异.不良事件与植入医疗设备、癫痫发作及其它癫痫治疗方法的已知风险是一致的.未出现神经心理功能或情绪方面的不良效应.反应性神经刺激治疗局灶性癫痫快速减少了部分性癫痫发作的频率,显示了随时间癫痫发作减少率的改善,耐受性良好,安全性可接受.RNS系统为药物难治性部分性癫痫发作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检察委员会运行机制完善

本轮以加强司法责任制为重心的改革背景下,应认识到检察委员会制度符合检察权配置和运行规律,其在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以《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为指导,不断从组织制度、议题标准以及工作规则等方面完善检察委员会运行机制。

单方面认定行贿罪问题研究

2021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要求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实践中某些案件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追究受贿人的刑事责任,但对行贿人仍应依法追诉。单方面认定行贿罪的情况主要有:其一,追诉标准差异导致的单方面认定行贿罪,包括向三人以上行贿、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向特定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三种。其二,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导致的单方面认定行贿罪,判断行贿人是否构成行贿罪的关键是行贿罪是否既遂。其三,第三人截留行贿财物导致的单方面认定行贿罪中,应区分第三人是否为受贿人指定的第三人,分情况处理。其四,在受贿人法定不起诉案件中,受贿犯罪超过追诉时效和受贿人死亡两种情况下,可单独追究行贿人的刑事责任。

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设置问题研究

改革前,检察官选任过程中存在的缺乏严格性、专业性、中立性和统一性等问题是设置遴选委员会的根本原因,配合当前员额制检察官改革是设置遴选委员会的现实需要。当前,遴选委员会在法律定位、组织结构、权力属性和职能范围等方面仍存在有待研究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应将遴选委员会定位为不依附任何国家机关的第三方专业性机构,具有从专业角度向检察机关提出拟任命检察官人选的建议权,其职能范围应限定在具有初任性质的检察官遴选。

检察委员会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检察机关决策机构的检委会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完善,使其在保证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好检察一体原则,发挥检委会的业务决策、指导、监督作用。选任委员时需要注重专业性,突出委员的职业特征;对检委会工作程序要进行适当优化,突出工作程序的司法属性;在司法责任承担上,要强调归责的明确性,细化认定检委会委员司法责任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