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时间观念的形成及特色研究

先唐时期的时间观念,是在多种思想文化交融交织的丰富而复杂的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历史学家对时间观念的感知是与其人文关怀紧密联系的,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意义。文学家对时间的认知则与时间流逝、感时不遇、穷通幽显等个人身世遭遇密切相关。思想家对时空观念的重视,背后隐藏着国家建构、权力话语等深层次思考。

情与礼的矛盾冲突——《诗经》婚恋诗之管窥

《诗经》中描写爱情婚恋的诗作很有特色,它们是青年男女心声的自然流露和倾吐,或是爱情既得的欢歌,或是爱情压抑的悲鸣。在《诗经》时代,礼制的影响力逐渐加强,表现在对待男女婚恋上其禁锢人性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从描写男女爱情及婚姻的诗作中都可以看出情与礼的激烈冲突与碰撞。

博物体小说流变研究——从其与类书关系角度考察

博物体小说受类书的影响至为明显。魏晋六朝二者分途发展;唐宋时期类书繁荣,而博物体小说衰微,开始向类书嬗变演进;明清时期,博物体小说取资类书体例结构,编纂思想也纳入了"天—地—人—事—物"的哲学序列中,仅内容还保持着知识性、博杂性、志异色彩的小说属性,博物体小说嬗变为类书体小说。

魏晋南北朝志怪四体论略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可分为四体:猎异体在于满足士人搜奇猎异的心理,并不真正用意于记怪;刺世体在宗教的外衣下旨在说教、批判社会现实;神教体是宗教徒或受到宗教思想浸淫极深的文士宣传宗教、"自神其教"之作;博物体则有小说家藉小说以广见识、逞才之意。

六朝小说观念探赜

六朝人们对小说的认知还受《汉志》影响,并未将其视作独立的文体。小说攀附史学,小说家也极言可补史之阙疑。小说家和读者都因小说巨细无遗,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满足人们博涉洽闻、借博学而逞才扬名的心理需求。博学家则从小说中取资材料,助成诗文。

新时期国学教育紧迫性与现实性刍议

新时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需要。当前,大学生中缺乏一种社会担当意识,太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逐本溯源,从中小学就应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材编写中适当增加优秀古诗文的比重,在具体教学中也应渗透传统文化的思想。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论《搜神记》变异故事所反映的意蕴

《搜神记》中搜罗了众多的变异故事,它们折射出先秦至汉魏时期的哲学、宗教、政治等思想文化。对这些变异故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特定时期人们对生命规律的认识,对宗教的执着信仰,以及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也可以发现中古人们对于王朝兴废更替的朴素解释,以及君权至上观念的形成。

孔子天命观的新变及其意义

孔子将专属于上层贵族尤其是只面对最高统治者的传统天命观拉近到士和平民阶层,客观上提高了“士”和“民”之社会地位。同时,在信仰天命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天命,提出了“知天命”的观点,强调在天命面前要有所作为。当然,孔子的主观努力,还是要与天命观相符合,并不是要完全摆脱天命观。

论佛教对唐传奇的影响

唐传奇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大量记载人间各种事态,反映社会面广阔,生活气息浓厚。唐代佛教发展兴盛,唐传奇中大量体现了佛教教义以及佛教的普度众生、因果报应、慈悲情怀等思想。佛教思想使传奇小说的情节更加具体紧凑,人物更加鲜明,构思精巧。

古代诗歌情感教学侧谈

情感是诗歌的生命,诗歌从本质上来说是抒情的。古代诗歌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因素,是古人吟咏其情性自然而然的倾吐。教学中,应重视诗歌情感的深度剖析,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从而陶冶性灵。

唐传奇与唐代科举制度

唐传奇与唐代的科举制度关系密切,从唐传奇作品之中可以找到许多唐代科举制度的影子,科举士子重功名的仕宦观念日益突出,对士子的婚恋观也带来了影响。唐代的科举制度对于唐传奇的兴盛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间接地推动了唐代文人创作杂文诗赋的热情,而干谒、行卷之风的盛行以及唐代追新逐奇的创作倾向更加激发了传奇作者的创作激情。

论《太平经》关于灾害认识的朴素生态观

《太平经》虽然是道教生成期的重要典籍,但其关注到了中古期频发的灾害。分析书中记述的灾害,可以很鲜明地看出此书把灾异视作人世间的人事忤逆了皇天的意志,是天降下来对人们进行警示和惩戒。帝王只有敬天爱民,勤于国事,调和阴阳,才能祛除灾害。从这一角度而言,《太平经》也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