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读者和“犹疑”的编者——以1949-1966《人民文学》“读者来信”和“编者的话”为中心

《人民文学》非常重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最初《人民文学》开设了“读者中来”的栏目，从1955年2月号，又增设了“作者读者编者”的栏目，而后意识到了读者的重要性，将此栏目改为“读者作者编者”，到了1958年，又出现了“读者论坛”栏目。通过这些栏目，读者可以自由阐发对刊物编辑工作的意见，及对作者作品的批评。这些建议包括对某方面题材作品的需求，如工人题材和儿童题材等；对某种体裁的需求，如小品文和特写；

一脉相传与多元并存: 歌舞伎与京剧传承形式之比较

歌舞伎和京剧都是东方古典戏剧的杰出代表,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歌舞伎和京剧都是融唱词、音乐、美术、表演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都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作为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艺术形式,歌舞伎和京剧自然有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和文化底蕴。二者在艺术传承上具有一脉相传与多元并存的形式差异,在传承理念上也表现出保守性与开放性的区别,在文化市场又呈现出传承效果的差异。

浅谈晚明传奇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明传奇中以婚恋为主题的风情剧数量最多,成就最高。风情剧的勃兴与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思想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以汤显祖《牡丹亭》为代表的晚明风情剧将自然欲求、情感作为人性本体,反对将天理、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作为人性之本体,彰显出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而言,晚明风情剧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肯定男女感情,对男女之间两情相悦的爱情给予赞赏和同情。第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主动和自主地位,为了获取自由圆满的爱情,她们不惜为爱赴死。女性独立精神的觉醒,恰是晚明时期人文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

试论《子夜》的作者、人物、读者关系

作为“社会剖析派”的开创者,茅盾一直被称为“客观”写实的作者。实际上,《子夜》的作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不但极尽调遣控制人物之能事,还直接发表评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同时运用一些技巧——例如隐喻、象征、预示等修辞来引导读者的思路。主观未必无益,但作者主观意图过于明显,就不免显得雕琢气息太浓。

历史叙述与个人言说——莫言小说分析

历史在莫言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份量。在这些关于历史的叙述中,莫言既有着传统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又有着先锋作家的区别于宏大叙事的个人化观点。莫言对民间在历史语境中的失语状态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试图通过对民间历史的言说来反叛所谓正史的话语言说霸权,甚而解构历史为一部政治寓言。

莫言小说叙事分析

莫言小说的叙事有与先锋叙事一致的一面，如叙事方式的主观化，叙述情景的自由转换，强烈的作家介入倾向以及叙事结构方面对双声性内结构、复词性内叙述结构等的使用。但对叙述本文意义的重视，对中国叙事文学结构传统性内核——外结构的借鉴，使其创作充分糅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特点。

还原的难度--以《沉沦的圣殿》为中心对一种文学史方法的思考

以往的文学史写作过度关注宏观历史脉络,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却缺乏对微观细部的研究,而且政治(权力)强暴历史的现象到处可见。重写文学史成为许多文学研究者的共识,"还原历史""触摸历史""回到历史现场"等思路显然试图改变这种粗线条和政治强暴的现状,尽可能地通过鲜活的细节,使历史显示充分的现场感和丰富性。用口述历史和回忆录的方法回到"历史现场",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向度。它虽然可以"填补遗忘真空,部分恢复历史细节",但方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的难度和限度。资料的有限性、回忆的主观性(可靠性)以及为在者讳的叙述心理等成为局限口述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阶级分析与革命历史叙事

社会阶级分析法将阶级关系(包括阶级对立关系和阶级"同志"关系)从由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组成的现实生活中疏离出来,造成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能为革命提供充分证据的新现实。而革命叙事是对这种新现实和革命逻辑的再现和摹写。

脆弱之弦——从“口传心授”看戏曲艺术传承的症结

“口传心授”是我国传统戏曲艺术最主要的传承方式。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之所以存在,从客体上讲,是因为传统戏曲相对缺少剧本和乐谱等物质载体;从学习主体而论,当时老百姓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学戏基本上是靠学生的模仿和死记硬背;从传承手段而言,“口传心授”传承方式非常灵活便利,师徒间的教学行为并不囿于严格的教学实践中。但是,由于“口传心授”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活态传承,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导致传统戏曲艺术普遍存在着失传、讹传现象。当今时代,客观环境的变化使戏曲艺术式微,新出现的技术手段也不能有效改变戏曲艺术传承的脆弱性现状。

关于建立高校教材建设长效机制的思考

优质教材是高校实现培养人才目标,实现传承文化社会功能,构建优势、特色学科专业的重要保证。然而,当前高校的教材建设体系推进缓慢,不能与时俱进地反映教育环境的变化和知识的更新换代;高校对教材建设极不重视,管理混乱,并导致教材编写和使用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现状与其重要性极不匹配,因此,高校亟须提高教材建设在高校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建立高校教材建设长效机制,激发教师教材编写的主观积极性和能动性,促进教材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强高校的竞争优势。

“君子量不极,胸吞百川流” 论王瑶卿“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其京剧史价值

"一代宗师"王瑶卿王瑶卿(1881年9月29日至1954年6月3日),生于北京,原名瑞臻,字稚庭,登台演出时改名瑶卿,堂号"古瑁轩",人称古瑁轩主人。王瑶卿9岁开始学艺,初随田宝林学青衣,10岁时父亲去世,入程长庚开办的四箴堂"大下处"跟随崇富贵练武功学武旦,后因腰骨受伤而弃武习文,向谢双寿、张芷荃学青衣,同时向杜蝶云学刀马戏,在身段、把子方面得名武净钱金福的指导,幼年便打下了唱念做打的全面基础。

行当·人物·戏曲观——从“花衫”行当看王瑶卿的戏曲观

王瑶卿创立花衫行当,不仅使青衣突破行当束缚,成为一个可以和生行并驾齐驱的行当;而且倡导唱、做兼重,戏、曲并行,代表着戏曲的戏剧化倾向,改变了京剧艺术的传统以及人们对戏曲的赏玩方式。王瑶卿对提高人物表现力具有浓厚的兴趣,其在形式上的重要表现是打破青衣、花旦.

《静》的主题及其文体特征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静》写于1932年3月,原载《创化文刊》创刊号。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凌宇主编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卷本),《静》被选人第一集。《静》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无论是整体论述沈从文的小说,还是单篇分析,它都很少被提及。也许正如凌宇所言:《静》属于"在题材,主题方面一般,在艺术形式上却有独到之处的作品。"(《沈从文小说选·编后记》)无论评价准确与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作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