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读者和“犹疑”的编者——以1949-1966《人民文学》“读者来信”和“编者的话”为中心

《人民文学》非常重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最初《人民文学》开设了“读者中来”的栏目，从1955年2月号，又增设了“作者读者编者”的栏目，而后意识到了读者的重要性，将此栏目改为“读者作者编者”，到了1958年，又出现了“读者论坛”栏目。通过这些栏目，读者可以自由阐发对刊物编辑工作的意见，及对作者作品的批评。这些建议包括对某方面题材作品的需求，如工人题材和儿童题材等；对某种体裁的需求，如小品文和特写；

历史叙述与个人言说——莫言小说分析

历史在莫言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份量。在这些关于历史的叙述中,莫言既有着传统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又有着先锋作家的区别于宏大叙事的个人化观点。莫言对民间在历史语境中的失语状态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试图通过对民间历史的言说来反叛所谓正史的话语言说霸权,甚而解构历史为一部政治寓言。

莫言小说叙事分析

莫言小说的叙事有与先锋叙事一致的一面，如叙事方式的主观化，叙述情景的自由转换，强烈的作家介入倾向以及叙事结构方面对双声性内结构、复词性内叙述结构等的使用。但对叙述本文意义的重视，对中国叙事文学结构传统性内核——外结构的借鉴，使其创作充分糅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特点。

阶级分析与革命历史叙事

社会阶级分析法将阶级关系(包括阶级对立关系和阶级"同志"关系)从由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组成的现实生活中疏离出来,造成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能为革命提供充分证据的新现实。而革命叙事是对这种新现实和革命逻辑的再现和摹写。

一脉相传与多元并存: 歌舞伎与京剧传承形式之比较

歌舞伎和京剧都是东方古典戏剧的杰出代表,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歌舞伎和京剧都是融唱词、音乐、美术、表演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都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作为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艺术形式,歌舞伎和京剧自然有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和文化底蕴。二者在艺术传承上具有一脉相传与多元并存的形式差异,在传承理念上也表现出保守性与开放性的区别,在文化市场又呈现出传承效果的差异。

浅谈晚明传奇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明传奇中以婚恋为主题的风情剧数量最多,成就最高。风情剧的勃兴与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思想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以汤显祖《牡丹亭》为代表的晚明风情剧将自然欲求、情感作为人性本体,反对将天理、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作为人性之本体,彰显出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而言,晚明风情剧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肯定男女感情,对男女之间两情相悦的爱情给予赞赏和同情。第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主动和自主地位,为了获取自由圆满的爱情,她们不惜为爱赴死。女性独立精神的觉醒,恰是晚明时期人文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

试论《子夜》的作者、人物、读者关系

作为“社会剖析派”的开创者,茅盾一直被称为“客观”写实的作者。实际上,《子夜》的作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不但极尽调遣控制人物之能事,还直接发表评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同时运用一些技巧——例如隐喻、象征、预示等修辞来引导读者的思路。主观未必无益,但作者主观意图过于明显,就不免显得雕琢气息太浓。

还原的难度--以《沉沦的圣殿》为中心对一种文学史方法的思考

以往的文学史写作过度关注宏观历史脉络,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却缺乏对微观细部的研究,而且政治(权力)强暴历史的现象到处可见。重写文学史成为许多文学研究者的共识,"还原历史""触摸历史""回到历史现场"等思路显然试图改变这种粗线条和政治强暴的现状,尽可能地通过鲜活的细节,使历史显示充分的现场感和丰富性。用口述历史和回忆录的方法回到"历史现场",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向度。它虽然可以"填补遗忘真空,部分恢复历史细节",但方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的难度和限度。资料的有限性、回忆的主观性(可靠性)以及为在者讳的叙述心理等成为局限口述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脆弱之弦——从“口传心授”看戏曲艺术传承的症结

“口传心授”是我国传统戏曲艺术最主要的传承方式。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之所以存在,从客体上讲,是因为传统戏曲相对缺少剧本和乐谱等物质载体;从学习主体而论,当时老百姓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学戏基本上是靠学生的模仿和死记硬背;从传承手段而言,“口传心授”传承方式非常灵活便利,师徒间的教学行为并不囿于严格的教学实践中。但是,由于“口传心授”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活态传承,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导致传统戏曲艺术普遍存在着失传、讹传现象。当今时代,客观环境的变化使戏曲艺术式微,新出现的技术手段也不能有效改变戏曲艺术传承的脆弱性现状。

关于建立高校教材建设长效机制的思考

优质教材是高校实现培养人才目标,实现传承文化社会功能,构建优势、特色学科专业的重要保证。然而,当前高校的教材建设体系推进缓慢,不能与时俱进地反映教育环境的变化和知识的更新换代;高校对教材建设极不重视,管理混乱,并导致教材编写和使用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现状与其重要性极不匹配,因此,高校亟须提高教材建设在高校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建立高校教材建设长效机制,激发教师教材编写的主观积极性和能动性,促进教材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强高校的竞争优势。

艺术院校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研究

课程思政是以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为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各个环节,用潜移默化方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挖掘艺术蕴含的德育资源,切实发挥艺术独有的育人功能和专业优长,探索课程思政融入艺术院校的教学模式,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君子量不极,胸吞百川流” 论王瑶卿“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其京剧史价值

"一代宗师"王瑶卿王瑶卿(1881年9月29日至1954年6月3日),生于北京,原名瑞臻,字稚庭,登台演出时改名瑶卿,堂号"古瑁轩",人称古瑁轩主人。王瑶卿9岁开始学艺,初随田宝林学青衣,10岁时父亲去世,入程长庚开办的四箴堂"大下处"跟随崇富贵练武功学武旦,后因腰骨受伤而弃武习文,向谢双寿、张芷荃学青衣,同时向杜蝶云学刀马戏,在身段、把子方面得名武净钱金福的指导,幼年便打下了唱念做打的全面基础。

行当·人物·戏曲观——从“花衫”行当看王瑶卿的戏曲观

王瑶卿创立花衫行当,不仅使青衣突破行当束缚,成为一个可以和生行并驾齐驱的行当;而且倡导唱、做兼重,戏、曲并行,代表着戏曲的戏剧化倾向,改变了京剧艺术的传统以及人们对戏曲的赏玩方式。王瑶卿对提高人物表现力具有浓厚的兴趣,其在形式上的重要表现是打破青衣、花旦.

《静》的主题及其文体特征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静》写于1932年3月,原载《创化文刊》创刊号。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凌宇主编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卷本),《静》被选人第一集。《静》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无论是整体论述沈从文的小说,还是单篇分析,它都很少被提及。也许正如凌宇所言:《静》属于"在题材,主题方面一般,在艺术形式上却有独到之处的作品。"(《沈从文小说选·编后记》)无论评价准确与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作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