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轻罪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一、我国刑事犯罪生态的变化与轻罪治理(一)我国当前犯罪结构的总体特征近20年来,刑事案件的总量不断增加,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刑事犯罪的数量从1999年的82.4万人增加到2019年220万人;刑事案件的犯罪结构发生变化,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减至6万人,醉驾、侵犯知识产权、破坏环境资源等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大幅上升,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占比从54.40%上升至83.20%。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全面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社会公平正义法治建设力至臻至善至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

法律监督定位是检察制度现代化基本坐标--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

樊崇义教授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对此一要有信心,二要坚持研究和践行,三要与时俱进”。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质上是强调审判阶段尤其是第一审程序中的法庭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心地位,强调把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限定在审判阶段,并通过制度提升法院的权威,保证判决的终局性。为此,一方面,应当对现行刑事审前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引入司法令状原则,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引导和监督,通过权力制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应当对法庭审判进行实质化改革,确立、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会议制度,改革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此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还要求全面落实证据裁判原则,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论电子证据时代的到来

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电子信息工具的普及,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还产生了大量利用网络、信息等进行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现象。我国修改后的三大诉讼法都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纳入其中,使得这种新兴证据不仅在立法中终于名正言顺,而且在进行刑事控辩、民事举证等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但电子证据规则的缺失,使得电子证据在收集、保全、审查、判断、运用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电子证据应有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电子技术的革命并不能直接带来司法证明的改变,只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改变与完善,才能真正迎来了一个新的司法证明时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改革前瞻

在不降低证明标准的前提下,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使得定罪问题不再具有严格的证明意义,因此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采用自由证明的方法,以提高诉讼效率;"认罪"与"认罚"究竟是捆绑还是分离,是否"认罪即可从宽",不仅关系到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还与被告人认罚后刑罚的执行问题息息相关;坚持认罪认罚从宽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就是应当将审判的重点落在量刑的问题上,凸显庭审中量刑的作用与功能,同时也能与证明方法相衔接;对于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也应当繁简分流,对其前瞻性构想是应当设置微罪、轻罪和重罪划分的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进一步优化诉讼程序。

大数据时代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变革探究

大数据带来了理念和思维的根本变革,正悄然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同时也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变化,总体上体现在:快捷发现线索、拓展侦查思维、创新侦查方式、转变侦查格局和提高侦查效率。我国传统的"由供到证"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在新形势下向主动型、精确型、技术密集型转变成为大势所趋。在大数据时代,应该强调物理空间侦查和虚拟空间侦查的相互结合,着重从五个方面构建大数据驱动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即树立"数据引导侦查"理念、建设侦查大数据库、建立操作平台和数学模型、注重电子取证、规范数据运用。同时,要理性客观地认识大数据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作用,处理好"内脑"与"外脑"的关系,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只是参考答案,侦查人员的作用依然无法替代。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侦查程序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仅是有关刑事实体处理的刑事政策,也是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但也有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相符合的地方。为了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完善强制措施中的监视居住措施,在侦查终结的处理上引入和解制度,扩大侦查机关可撤销案件的范围。

鉴定结论质证问题研究(下)

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结论称之为专家证言(ex-pertopinion),与证人证言共存于同一质证规则之中,而大陆法系国家却将鉴定结论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与其他证据并列,衍生出自己的质证规则。然而两大法系不同的鉴定结论(专家证言)质证程序各存利弊且均具有独到优势。审视我国现存的鉴定结论质证程序,从两大法系鉴定结论质证程序的融合的趋势中探寻合理的因素,为完善和重构我国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提供理论资源。

无罪推定原则渗透下侦查程序之架构

目前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关注与重视基本上停留在审判程序上 ,对于审前程序 ,尤其是侦察程序中该原则的意义、价值的贯彻则相对忽视了。无罪推定原则体现的司法的主体理念确立了嫌疑人在侦察程序中的主体地位 ,嫌疑人不承担有关犯罪的任何证明责任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和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涵义的当然延伸和保障。依据该原则 ,侦查行为必须遵循任意侦察为主 ,强制侦查为辅原则 ,强制性适度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上 ,应将无罪推定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明确证明责任的分配 ,修正对强制措施性质的认识 ,扩大律师辩护权 ,在侦察程序中引入司法审查机制 ,完善错拘错捕的赔偿制度 。

公正: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最高追求

经过理论和立法界的共同努力,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可以从学术界在有关司法鉴定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已初步达成共识以及实务界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以及许多省、市、自治区<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的通过得到印证.但与此同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仍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在有些问题上甚至观点根本对立,谁也说服不了谁.由此看来,要建构出一套合理的司法鉴定制度,仅仅就制度谈制度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透过表层的制度设计,深入探讨制度层面以下的决定制度设计和运作的理念基础.

服刑人员申诉权保障探析——以诉冤机制构建为视角

服刑人员申诉权作为一种救济权、一种监督权、一种程序意义上的权利,具有彻底实现救济、竭尽发现真实、防范冤假错案等正当性意义。西方法治国家一般都为服刑人员申诉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和完善的保障,既包括监狱内部的权利救济机制,又包括监狱外部的诉冤机制。我国服刑人员申诉、诉冤机制的构建应当着力培育开放的救济机制、网状的监督机制和完善的法律机制,以实现从理念到现实、从制度到实践、从授权到监督的过渡。

客观与理性：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理念建构

错案追究制最先开始适用于法院系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以及中央政法机关的文件都明确了错案追究制度。当前我国刑事错案追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统一明确的"错案"标准和制度规范、责任追究基本上是在本系统内部进行、责任追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司法规律。科学构建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需要正确把握"错案责任追究"的范围和启动程序、切实遵循司法规律、确保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既判力。

鉴定结论质证问题研究(上)

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结论称之为专家证言(expert opinion),与证人证言共存于同一质证规则之中,而大陆法系国家却将鉴定结论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与其他证据并列,衍生出自己的质证规则。然而两大法系不同的鉴定结论(专家证言)质证程序各存利弊且均具有独到优势。审视我国现存的鉴定结论质证程序,从两大法系鉴定结论质证程序的融合的趋势中探寻舍理的因素.为完善和重构我国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提供理论资源。

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我国起诉裁量的空间极为狭小,不起诉的诉讼分流功能较弱,不起诉制度在实践运用中存在许多问题。因而,必须改革完善不起诉制度,使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要完善法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规定基于国家政治利益或对执行刑没有实质性影响的案件可以酌定不起诉,增设暂缓起诉制度,改革不起诉的制约救济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异又有同,"同"可借鉴,"异"可反思。两者都为保障快速审判权而兴起、设立,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前者不可;后者可以商榷罪名,前者不可;后者对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心态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后者有明显的合同效力,前者不具有。通过比较,可以对我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得出七点启发:保障快速审判权不能以贬损基本诉权为代价;应根据不同动机区别对待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认罚;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法院对是否从宽拥有决定权;证明标准不可降低,但质证程序可适当简略;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态度的不同应在从宽幅度上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的效力作充分说明,不可剥夺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和上诉权。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鉴定人出庭制度研究

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审判的实质公开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鉴定人出庭率过低,既有鉴定人权利和义务失衡导致不愿意出庭的原因,也有着法官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鉴定人积极出庭的原因。推进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就要建立庭前鉴定意见开示制度,科学规定鉴定人出庭的范围和不出庭责任,强化法官对鉴定意见和判决结论的说理,激活"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对鉴定意见进行制约。

论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

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体现了一国诉讼制度设计的模式,更影响一国权利保障体系的配置结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对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架构不同的鉴定启动机制。公诉案件在保留现存鉴定启动权制度下赋予当事人鉴定的申请权,增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选择权,并对职能部门的启动鉴定权进行限制性制约,在完善鉴定结论"告知"制度的同时,建立"立证、留鉴、备鉴"制度;自诉案件实行当事人启动权制度;建立与诉讼制度、证据制度相协调的鉴定启动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