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

本文对辽代设置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的三个机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丰州的东徙即辽丰州设置的时间,在辽神册五年(公元920年);天德军的地理位置,应该与丰州在同一地点,即今呼和涪特地区,而不在今乌拉特前旗明安川一带;西南面招讨司的辖境,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而没有到达大兴安岭南部一带,它的官属除招讨使外,尚有招讨副使、都监、拽刺等。

再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成立

"唐末五代代北集团"概念需要进行历史性考察。第一,"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并不影响代北集团的是否成立;第二,代北集团是一个包括沙陀、昭武九姓胡人、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鞑靼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多民族结合体;第三,代北集团与唐朝统治者存在着"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关系,集团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其与唐朝统治者"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过程。

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

不少论著将交州、广州、明州(一说泉州)、扬州列为唐代四大海港.诚然,这几个港口都是唐代著名的出海港,但是,在唐人贾耽所记述的当时中国通往"四夷"仅有的两条海路中,一条为"广州通海夷道"、另一条则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①可见,登州在唐代海交史中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由于资料匮乏等方面的原因,从而使人们对它的研究未能深入开展.本文拟通过以下三个问题,对登州在唐代海交史中的地位进行一些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对以下两点作一些说明:第一,登州最初设置于武德(618-626年)初年,贞观元年(627年)省废,地入莱州,直到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才又恢复,所以在贞观元年至如意元年以前的六十五年期间,史籍上所记载的"莱州,应包括登州在内.第二,登州的州治最初设在文登县(今山东文登),如意元年迁至牟平县(今山东牟平),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又迁至蓬莱县(今山东蓬莱),领有蓬莱、文登、牟平、黄(今山东龙口)四县.因此,这里所讲的登州,除登州州治外,还包括其所属各县.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宋代高丽宾贡进士考

作为宾贡科基本特征的“每自别试,附名榜尾”,并非唐制,“每自别试”是宋代才出现的新制度。高丽宾贡进士在宋及第最有影响的是淳化三年榜和政和七年岁贡榜,史料中关于高丽进士及第者的记载,如王彬的去向、权适的名字、高丽宾贡进士及第的人数、权适等五人名次排列的顺序等,存在模糊之处,须靠地方志和其他出土资料加以补充辩证。

唐代的安姓胡人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唐代的安姓胡人进行了研究。一、安姓胡人的来源：认为唐代安姓胡人主要来自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但也不能排除有一些是出自汉代以来迁入中国的安息人的后裔。同时指出史籍中和近人研究中关于安姓均出自胡人的说法不确。二、安姓胡人的分布：唐代安姓胡人主要分布于河西、河南（洛阳）、京兆（长安）、河北、六胡州、代北等地区，其中较详细地考证了安附国任刺史的维州不在剑南道，而应在六胡州一带。三、安姓胡人在唐初统一河西、六胡州的反唐以及安史之乱等事件中。

“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

唐末五代士人对沙陀政权的认同，是与他们的国家观、正统观、华夷观密切相关的，也是沙陀人汉化的结果。士人们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先秦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结合现实，提出了以儒家“礼义”、“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沙陀人则在内附后由“在蕃”到“入附”、“熟户”，成为唐朝的“王人”、“百姓”，并最终与汉族融合。沙陀政权由此也得到了汉族士人群体的认同。

五代的枢密直学士

本文主要对五代枢密直学士的出身、转迁和职权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其出身基本都是文士,并且大都是皇帝在藩或枢密使担任节度使时的幕僚。其转迁主要在中央文官系统中进行,其中翰林学士和端明殿学士被视为正途和首要之选。其主要职权则经历了从"承领文书,参掌庶务"到"升殿侍立,以备顾问",进而又到"宿于禁中"、"主谋议"的过程。它反映了枢密直学士职权的不断加重以及与皇帝关系的不断密切。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枢密使的权力,发展到宋代,枢密直学士往往签书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实际长官。

扫历史尘埃 还本来面目——丁鼎《牛僧孺年谱》评介

扫历史尘埃还本来面目——丁鼎《牛僧孺年谱》评介樊文礼牛僧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是人们对他的了解，大都仅局限于“牛李党争”这一事件上，并且其中尚有不少误解之处。丁鼎先生的近作《牛僧孺年谱》（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关于...

金元时期的胶东大族考察——以文登丛姓、于姓,莱阳宫姓、隋姓、于姓以及宁海州都姓为中心

从金末元初开始,胶东地区兴起了一批大族、望族,他们在各级衙门中为官为吏,或在军队中担任大小头目,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当地政治,其势力蔓延到山东省内乃至全国各地。本文对当时胶东大族中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大族——文登丛姓、于姓,莱阳宫姓、隋姓、于姓以及宁海州蒙古必里海家族(都姓)的形成及社会影响进行了考察。

宋金元时期胶东地区的黄金与盐业生产

北宋、金、元时期,胶东地区的黄金与盐业生产呈上升趋势。在黄金生产方面,宋神宗元丰元年,胶东莱州和登州的黄金产量占到北宋黄金产量的近90%。元代登州栖霞县则是胶东黄金的重要产地,有淘金户4,000户。盐业生产方面,北宋时胶东出产的海盐从产地销售发展到覆盖山东西部,并且在苏轼的建议下,登、莱两州百姓获准不食官盐的优惠。金代,山东盐司是7大盐司中获利最丰的一个,在山东东部及南部沿海的12处盐场中,有7处位于胶东地区。元代山东盐场有19个,其中位于胶东地区的仍有7个。而旧志中出现的大量有关盐局官和场务官的记载,是研究胶东乃至整个元代基层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

陀矶岛唐代石刻文补正

位于庙岛群岛中的砣矶岛上,有过一篇唐代的石刻文,记录在清光绪朝编纂的《增修登州府志》中。全文64字,其中大部分磨灭,原文可释读者仅25字,前人研究释读订正16字。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考订,新释读订正出19字,从而使全文可释读的字数达到58字,基本读通了全文。

唐代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略论

唐代鄂尔多斯地区,主要包括胜、夏、宥三州。胜州,州治在今准格尔旗北部十二连城;夏州,州治在今乌审旗南部白城子;宥州,初治于夏州西二百一十里处,天宝(742年——755年)时移治夏州西北三百二十里处经略军,元和十五年(820年)迁州治于夏州长泽县,今鄂托克前旗南部城川古城。三州位置分别在今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南部和西南部,其中夏州和宥州都处于今毛乌素沙漠地带。

关于张保皋在唐贸易中转站赤山法华院的几个问题

赤山浦(今石岛湾)是新罗航海贸易家张保皋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为保佑其事业的兴旺发达和给生活在当地的新罗人进行佛事活动提供方便,张保皋在赤山村建造了一座法华寺院。赤山村一带是唐代登州地区新罗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他们主要是来这里经商贸易的新罗商人及其家属。勾当新罗所设置在文登县清宁乡,直属登州都督府,但也不能抛开文登县行事。所谓“管文登县清宁乡”,是指管理该乡的新罗人户,到“敕平卢军节度同军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张咏勾当文登县界新罗人户”后,勾当新罗所管理的新罗人户便由清宁乡扩展至整个文登县。

新媒体环境下都市报能否焕发第二春

在新媒体时代,最受冲击和影响的当属都市类报纸,也因此勾勒出都市类报纸从崛起、发展、辉煌到现在的萎靡下滑局面。面对日益严峻的现实,不少都市报都打出了＂再创业、再出发＂的口号,力求从媒体融合、采编创新、人才战略、诚信经营、管理改革等方面对都市报新的发展进行探索。

碳纳米管补强丁苯橡胶/聚氯乙烯共混物的研究

研究碳纳米管用量对丁苯橡胶(SBR)/聚氯乙烯(PVC)共混物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纳米管微观呈长条状聚集态,聚集体由大量碳纳米管纠缠而成,碳纳米管直径为10~35 nm;随着碳纳米管用量的增大,SBR/PVC共混物的FL,Fmax和Fmax-FL逐渐增大,t _(10)和t_(90)呈缩短趋势,硬度、定伸应力、拉伸强度和撕裂强度逐渐增大,拉断伸长率逐渐减小,当碳纳米管用量为10份时,SBR/PVC共混物的物理性能较优;SBR/PVC共混物的储能模量和损耗模量随着应变的增大而减小,随着碳纳米管用量的增大而增大,损耗因子随着应变的增大而增大,随着碳纳米管用量的增大而呈减小趋势。

不同丙烯腈含量的NBR增容SBR/PVC弹性体

通过加入不同丙烯腈含量的丁腈橡胶(NBR)增容改性丁苯橡胶(SBR)/聚氯乙烯(PVC)弹性体合金,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动态热机械分析仪(DMA)以及力学性能测试等方法,研究了不同丙烯腈质量分数的NBR对SBR/PVC合金的物理力学性能、动态力学性能和微观形态结构等的影响。结果表明,丙烯腈含量越高,对SBR/PVC的增容改性效果越好,当丙烯腈质量分数为40%时,SBR/PVC合金的拉伸强度达到了18.9 MPa,300%定伸应力达到了16.8 MPa,断裂伸长率达到了356.1%;DMA数据表明,当丙烯腈质量分数为40%时,低温区域玻璃化转变温度为-38.04℃,高温区域玻璃化转变温度为46.13℃,呈现出了明显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相互靠近的现象;SEM分析结果也表明,当丙烯腈质量分数为40%时,试样的拉伸断面比较平整光滑,两相界面过渡平滑,无明显相分离状态。

唐朔方节度使略论

朔方节度使是唐朝前期设置的边境十节度经略使之一,在安使之乱以前诸藩镇中,它与范阳节度使堪称最为强大的两个藩镇。安史之乱中,唯一能与安史叛军相抗衡的,也只有朔方军。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在藩镇势力急剧膨胀的形势下,朔方节度使却走向了衰落。朔方节度使的历史,无论是对于唐代藩镇问题的研究,还是对于西北地方史的研究,都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朔方节度使的基本情况进行一些考察。一、朔方节度使的设立时间和管辖范围唐朝从睿宗吋起,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军队的进犯和镇压边地各族人民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