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现今旅游者们所见到的江南市镇的硕果仅存者,如周庄镇、同里镇、南浔镇、乌镇、直镇、西塘镇、朱家角镇等,都是经历了几百年辉煌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空壳。它们在明清时代曾经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社会变革。本文选取“早期工业化”这一视角,展现它们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诸如: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生丝、丝绸、棉布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从而显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根据国内外历史学家的意见,所谓“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会给当今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邻近国家要与中国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它们在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都要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在这种贸易中西方国家始终呈现结构性贸易逆差,不得不用大量货币——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致使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种状况给予中国与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检讨的。

江南市镇的民间信仰与奢侈风尚

江南市镇有着辉煌的历史 ,工商业高度发达 ,文化底蕴深厚 ,早在明代中叶以来就出现了经济的转型 ,市场经济繁荣 ,早期工业化成就引人注目。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土壤 ,培育出来的民间信仰与奢侈风尚 ,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内涵与认识价值 ,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民间信仰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不能以“封建迷信”这种似是而非的套话予以否定 ,以民间信仰为形式的迎神赛会成为民众的狂欢节 ,而延续数百年 ,化作小传统中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 ,至今仍有着生命力。奢侈风尚既是经济繁荣、社会富庶的产物 ,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富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官员的“禁奢”主张 ,以及文人斥为“世风日下”的哀叹 ,是逆潮流而动的迂腐之见。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

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

万历二十年间 ,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明朝皇帝应朝鲜国王的请求 ,出兵援助 ,当时称为东征御倭援朝。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目的 ,不仅为了霸占朝鲜 ,而且意欲以此为跳板 ,“假道入明” ,进而实现其“大东亚构想” ,甚至妄想把日本天皇的首都搬到北京 ,建立“大东亚帝国”。明朝当局对此估计不足 ,以为只要答应日本方面的“封贡”要求 ,便会天下太平。其实不然。就在明朝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不久 ,丰臣秀吉立即重开战端。在战争的相持阶段 ,丰臣秀吉突然死亡 ,日军不得不仓惶撤退 ,使日军的失败提前到来。这场战争暴露了日本统治者妄图称霸东北亚的野心 ,丰臣秀吉的后继者们始终没有放弃这种野心 ,因此 ,这段历史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

市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兴起的,它的发展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乡村的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苏州府嘉定县的市镇实态作一个粗线条的勾画,以个别来显示一般。一、嘉定县市镇的发展与分布宋嘉定十年,割昆山县东安亭、春申、临江、乎乐、醋塘凡五乡27都,析置为县,“纪之以年,故云嘉定”,以练祁市为县治,故嘉定县又叫练川。据正德《练川图记》记载,当时有5市7镇:娄塘桥市、钱门塘市、广福市、瓦浦市、真如市。罗店镇、南翔镇、安亭镇、黄浦镇、大场镇、江湾镇、清浦镇。据正德《姑苏志》记载。

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

被誉为“宰相之杰”的张居正 ,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排除种种阻力与干扰 ,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政绩 ,缔造了所谓万历新政。但是身后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令人感慨系之。后人在复述这一段历史时 ,在赞誉他的同时 ,导致一种过于讳言其过的倾向。本文透过四个方面的剖析 ,意在窥探这位政治家的内心世界 ,以显示历史的另一面 ,更接近其真面目 ,并非故意抬杠 。

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新高度——评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

最近，由葛剑雄教授主编，葛剑雄、冻国栋、吴松弟、曹树基、侯杨方教授分别撰写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已经由复由大学出版社出齐。全书洋洋400万言，系统地把先秦1953年中国人口发展的各个侧面，深入而细致地再现出来。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

晚明: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16世纪到19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东方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大变局,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地理大发现时代,或称大航海时代。含义有二：一是欧洲人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到印度洋,开辟了一条通向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

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之地,由于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内在联系,在明中叶就被视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它以经济发达、人文蔚起而引人注目,成为全国的财赋重地,无怪乎昆山出生的大学士顾鼎臣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供输甲于天下。全国农业税(即夏税秋粮)总额二千六百多万石,其中苏松常杭嘉湖六府占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苏州一府即占十分之一左右。

“摊丁入地”的由来与发展

“摊丁入地”或曰“地丁合一”,是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的终结,它集中体现了赋役自身固有的规律。它的特点就在于,将人丁的封建负担——丁役及其折色丁银,摊派入田地之中,使之与赋税一元化。明代嘉靖、隆庆间出现的“通将一省丁银,均派一省徭役”的原则,意味着徭役及其折色的一部分开始从人丁移向土地(税粮);从形式上看,丁银与地银并存,实际上地银中已包含了一部分丁银。因此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一条鞭即部分的摊丁入地。清初的“摊丁入地”则是一条鞭的进步发展,或者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一条鞭,故当时人称“摊丁入地”是把丁银“归入地粮内一条鞭征收”。然而从一条鞭到地丁合一的转变,以及摊丁入地的展开,却呈现出一系列历史的复杂性。

明清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关于土地所有权分割的考察

租佃契约关系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到明清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因素。最显著的莫过于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割,而田面权作为一种被实现的经济形态,又是可以买卖、典押、转佃的,于是形成了一种多层的、复合的租佃关系。一些学者把这种经济现象概括为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分离。其实不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又说:“

乌泥泾与黄道婆——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年

1991年是上海建城七百周年。上海,由黄浦畔的小镇发展为一个县城,进而跃进国际大都会的行列,走过了漫长的七百年历程。当上海滩的上海人缅怀先辈们的业绩时,首先令人追思的,便是上海建城之初名噪全国的乌泥泾及乌泥泾人黄道婆。一、乌泥泾镇的兴衰乌泥泾,上海的一个古老市镇,位于上海县城西南二十六里的二十六保。历史的风雨久已将它化作一片废墟,遗址大约在今华泾镇北、长桥镇南,龙华乡的平桥村、东湾村、西湾村一带,除农舍外,大部分都是农田。乌泥泾镇得名于那里一条与黄浦江相连的河流——乌泥泾。乌泥泾畔很早就形成一个聚落,以后又发展成为一个市镇。据《上海县竹枝词》作者、清末上海县贡生秦荣光说:“宣和初,复设乌泥泾监官”。所谓监官,即监镇官,据北宋的规定,在各镇设置监官,建隆三年(962年)的诏书宣布:“诸镇监官,掌警逻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北宋宣和初年(1119年)已在乌泥泾设置监官,可以推论,乌泥泾镇的建置当不迟于这一年。

万历清丈述论——兼论明代耕地面积统计

由度人而税向度地而税过渡,耕地成为主要征税对象以来,田亩面积的计量愈来愈为历代政府所重视。封建剥削与田亩面积计量关系日益密切,田亩计量本身也日趋复杂化,亩制的广狭,名义面积与实际面积的差异,田赋的飞洒、诡寄、隐匿,都使田地的负担呈现摊派不均的状况。于是,清丈便成为缓解矛盾的手段。 明代万历六年,在张居正主持下展开的田粮清丈工作,持续了四五年之久,其规模、成效与影响在历史上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论封建法律下农民的农奴身分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在法律形式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研究那个时代的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必然要涉及到法律问题。对中国封建法制史的研究,目前似乎还是一个人们关注甚少的领域,然而把它与土地关系史、农民运动史结合起来考察,却可以更好地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法律地位。

明清江南丝绸业市镇的微观分析

太湖流域是传统的蚕桑丝织区域,号称“湖丝遍天下”,丝绸行销于各地市场,名冠一时。在丝绸商品流通过程中,太湖周边的市镇网络的集散功能与贸易机制,起着特殊的作用,令人瞩目。明清时代,大批丝绸业市镇分布于太湖东南的扇形地带,其星罗棋布的分布密度,在全国各经济区域中是罕见的。盛泽镇与王江泾镇相距仅六里,南浔镇与震泽镇相距仅九里,稍远的相距也不过二三十里,例如濮院镇与王店镇、王店镇与硖石镇相距均为二十里,盛泽镇与震泽镇、濮院镇与乌青镇相距均为三十里,其余如长安镇至临平镇、南浔镇至双林镇。

江南市镇文化面面观

明清时代的长江三角洲,市镇星罗棋布,商品经济发达,不仅以经济中心地引人注目,而且其发达的区域文化也令世人刮目相看。一大批财富集中、人才荟萃的巨镇,以其蒸蒸日上的经济活力,为发展市镇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其人文景观的历史陈迹,仍令人叹为观止。当人们徜徉于这些古老市镇,陶醉于小桥流水人家、粉墙青瓦窄巷之时,追溯其历史背景,实在是一件颇有兴味的事。

日本史坛一瞥

1986年6月,我应日本关西大学之邀,作为交换教授赴该校讲学、研究,使我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极好机会,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状况作一番实地考察,这比之过去在国内通过书刊的间接了解要真切多了。我想尽量摈弃教科书式或动态摘译式的介绍,谈谈耳闻目睹的切身感受。然而,来去匆匆,与日本同行的交流探讨不可能一下就进入“

朱熹:作为政治家的评价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孔、孟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是新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从十四世纪开始成为统治思想后,影响越出了国境,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西方学者喜欢把他的哲学思想与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圣·托马斯相比拟。然而,此公在当代中国却是颇为时运不济的。某些论者不仅对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都横加非议,多所责难。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朱熹的生平,就会对这种倾向感到疑窦丛生。

什么是历史

这是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给历史下定义,就好比给文化下定义,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说法。不妨看看大师们是如何说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重要性。"此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太过于情绪化,失之偏颇。

“向后看”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很多，形式也很多，王莽和王安石改革的共同一点就是“向后看”。先讲王莽，王莽的身份是双重身份，外戚和经学家。他利用外戚这个身份控制小皇帝，然后搞政变取而代之，自己做了皇帝，把汉朝废掉，建立一个“新”朝，这是他的外戚身份给他的上台造就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