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采齐制——兼论《荀子·王制》与《管子·立政》的关系

《荀子·王制篇》有《序官》一章,专门论述职官制度,通过对"乘白"、"乡师"、"州里"、"治市"、"治田"等条的考证,发现《序官》官制带有明显的齐国色彩。《序官》以及《王制篇》可能是荀子在齐国游学时所写。由于《王制》在齐国成书,当然为齐国学者所看到,《管子·立政》的作者为解决"国之贫""五事",所以《省官》一章有选择性地摘抄了《序官》"五官"。

再論嚴遵《老子》闡釋之體式與自然觀念

李冰清等或據“就經爲注在東漢馬融之後”“魏晋南北朝時期未出現與經文注相關的内容”懷疑嚴遵《老子注》出於後人僞造。據海昏侯竹簡《詩經》和宗炳《明佛論》可知,這一質疑並不可信。李冰清將“《指歸》反禮教”與《君平説二經目》“通乎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對立起來,並以此證明《君平説二經目》出於僞作,這也是不成立的。嚴遵的“自然”有兩重含義:一是道德或聖人無意志、無目標的“心性自然”,二是萬物各以其性形成自組織秩序“事物自然”,兩種自然合稱“自然之驗”。嚴遵並不反對出於“事物自然”的父子夫婦君臣倫理。要瞭解嚴遵的《老子》闡釋思想,有必要將《指歸》與“注”“説目”“序”相互參看。所謂“理論”不過是後人總結,古書辨僞不能迷信理論而忽視古書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也不宜依賴文献检索而脱離内在思想。

政治理想與職官制度——《荀子·王制》篇官制新證

《荀子·王制》篇“序官”一章記述了十五種職官及其職守,結合出土文獻疏證該章文字及其反映之職官制度,發現《序官》既非古禮,更非摘抄自《管子》,而是荀子在齊國結合當時實際情況設想並撰作的官制輪廓。儘管這套官制既有西周官制的特徵,又有春秋戰國時代的痕跡,但大致與《周禮》官制相似;説明他是按照“爵名從周”的政治理想,以遵循周代制度爲初衷設計的官制輪廓。這正與荀子“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法先王、隆禮義”的思想觀念相印證。

章句学兴衰史——兼论汉代儒术的统一与今古学的升降

章句学的兴起与汉王朝中央集权的过程密切相关,体式特征、兴衰原因和历史价值值得重新研究和评价。与“往古传记”相比,章句具有依经为说、完备封闭等特征,适用于政府主导的教育与选官制度,满足了汉武帝思想文化统一的要求。汉王朝利用儒术加强集权,但对儒术的过度支持却又使之异化为动摇汉王朝统治的依据。有鉴于此,东汉王朝管控和垄断儒术,经过删定的家法章句也由此稳定下来,成为当时“今文学”的文献载体。两汉今文学的强盛缘于皇帝—平民对地方豪强的抑制,故而章句的政治功用一是为皇帝集权提供理论支持,二是为全国教育、选举制度充当法度。东汉世家豪族的崛起动摇了今文学的社会基础,章句也因其功用而被其他方式所替代而走向衰亡。过去对章句学的毁訾多出于门户偏见,实际上,章句学自有其存在合理性与历史贡献,其解经理念也多为后世注释体式所继承。

东周铜箪铜筥考——兼论“樽”与“觯”

"铜■"旧称为"卮",在墓葬中多与盘、匜、盥壶相配为盥器,也可用作食器或"分半"量器,其自名之"■"隶定为"枝",当读作"箪"。在《仪礼》中,"箪"用于盛放巾栉等盥洗用具而与盘、匜相配;在战国秦汉文献中,箪也可用作食器或容积半斗、半斛的量器。战国墓葬中的铜质筒形"镂孔杯",遣策称之为"■白之■"或"熏■",即《方言》《说文》之"墙居"或"觵白之筥",用于薰衣或盛放罚爵。遣策称为"羽■"的筒形容器应该是《仪礼》盛食器"杅(盂)"与"筥(篹)"的连称,而不是过去定名的"樽"或"洗"。两周时期"筒形杯"的造型与"■白之■"极为相似。这类"筒形杯"自名曰"■",出土时常与"斗形爵"配对,两者分别对应《仪礼》饮酒器的基本组合"觯"与"爵"。《三礼图》"筥"与"觯"的形状也完全相同。

荀子行狀新考

通過文獻的考辨可以發現,荀子在前318—前314年在燕國,前313—前284年之間年五十遊學於齊,之後往返於齊(前278—?年、前261—前265年)、秦(前266—前255年)、趙(前257年)、楚(前256—前218年)之間。《荀子·强國》記載了當時的秦國疆域,結合戰國時期的疆域變化,正當秦軍占領臨慮、設置恒山郡的前233年左右,説明春申君死後荀子還在進行活動。由此,荀子活動時間近乎百年之久,不僅如此,荀子在齊襄王時期已經'最爲老師',地位尊顯且年事已高;此後竟然能不顧年邁遊説諸國,甚至在齊楚交界的蘭陵出任縣令,令人費解。結合周秦兩漢普遍出現的因同名而相混的現象,筆者提出一種假設:荀子可能有先後兩人,反對燕王噲禪讓、年五十遊學於齊、在齊國三爲祭酒的是一個荀子;而遊學諸國,終老蘭陵的是另一個荀子。如果這一假説成立,不僅能解決荀子行狀中年齡、經歷和官爵等相關問題,也能理解《荀子》書中一些明顯的自相矛盾之處。

《妙真经》成书考

《妙真经》成书于东晋末年到刘宋中期,该书的撰作反映了晋宋天师道吸收重玄学道书和佛教经典整合道教教义对抗佛教的历史事实。《妙真经》没有被冠以"道曰"的部分由《老子指归》改编而成;而被伪托成"道"对尹喜训诫的部分则多属上卷,经教色彩也较为浓厚,撰作时参考了《西升经》和鸠摩罗什译《法华经》。《妙真经》的得名与"真一"相关,为后来道教重玄学和《升玄内教经》"真一"思想的发展奠定基础。

《老子指归》当为严遵《老子章句》——严遵《老子注》的发现以及《老子指归》的性质

严遵《老子指归》不是伪书。今道藏本《老子指归》不仅有《指归》,也附有《老子》经文和注文。该注文通篇押韵,参其用韵特征和用字特征,可知作于西汉蜀楚之地,亦为严遵亲撰,也就是过去认为已经亡于六朝隋唐的"严遵《老子注》"。严遵《老子注》以析句和陈述义理为主,是"章句"体式中"句"的部分;而"指归"即"章指",是"章句"体式中"章"的部分。故而《老子指归》当定名为严氏《老子章句》。由于东汉以后"注"体大行其道,导致两汉各种"章句"著作被肢解和删削。

道藏本《老子指归》序、目真伪重探——兼论西汉严遵本《老子》的上下经次序

严遵，字君平，是西汉中晚期蜀地最有名望的隐士和学者，扬雄（前53-18）亦从之学。《老子指归》（又名《道德真经指归》）则是严氏以辞赋的形式解读《老子》的著作，《经典释文叙录》及历代经籍志、艺文志俱有存目。

“金日磾”的“日”不读“密”

古人姓名常有不少令人费解的读法，如汉代名臣金日碑，王力《古代汉语》、张舜徽《汉书辞典》和张自烈《正字通》等不少注释和辞书都将其中的“日”字读作“密”。从音韵上看，日（泥）母读成明母这种现象非常罕见，

我的父亲李亚农

采访时间：2011年3月3日 采访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被采访人：李小骝 李亚农，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06年6月2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今属重庆市），1916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在京都帝国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因从事革命工作，被日本警方逮捕，未加审判入狱三年，后因身体不支，

张之洞经学涵养管窥——以《读聂氏〈三礼图〉札记》为考察中心

张之洞《读聂氏〈三礼图〉札记》成篇于光绪元年前后,此札记中多数条目或蹈袭前说而无新意,或武断无据而难以立论。结合张之洞其他学术札记,可以推知张之洞虽然学术见闻较为广博,但并未精研学问。故而就其经学涵养而言,张之洞达不到学者的基本要求。

志士不忘在沟壑:儒家的守官思想

《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并非舍生取义之意。句中"忘"字应当读作"妄",全句旨在强调重死守节,反对轻生妄死。对社会个体而言,礼制时代的"义"相当于高度分化且高度固定的职守,舍生取义也因此被限定在"守官而死"的范畴内,因僭越职守而死即为"妄死沟壑"。在早期儒家看来,泄冶、史鱼、宗鲁等忠信殉主的行为都是僭越礼制的"侵官"与轻生捐命的妄死,他们的忠信初心与悲惨结局对礼制的破坏更加深入。柳宗元、金履祥等人对守官的质疑源于后世对礼制时代伦理秩序的隔膜。守官是维持周礼运转的重要条件,也是孟子对杨朱"利己"和墨子"利他"两种极端倾向的制衡。守官思想的消亡使人们普遍讳言利己而高倡利他,从而影响了对"志士不忘在沟壑"的释读。

唐代佛教徒的《老子》讲说——国图藏敦煌遗书BD.14677研究

国图藏敦煌遗书BD.14677过去被认为是道家或道教学者撰作的"老子义疏"或"疏义"。其实它是唐代佛教讲说《老子》的残卷:形式上,写卷采用了佛教的专门词汇、科判结构和讲经格式,与传统的"义疏"形式相去较远;内容上,写卷以讲解《老子》的形式来宣扬隋唐佛教思想,其内在主旨与华严宗法藏的著作最为接近。结合BD.14677的文本信息和梵译《老子》论战、唐玄宗御注《老子》等历史事件,推测写卷内容的撰作时代可能在公元647-735之间。这一时间段恰好属于法藏担任国师的高宗武周时期,当时李唐王朝的尊《老》传统正经历着佛教的挑战。BD.14677名注《老子》,实崇佛法,是佛教徒把道教经典纳入自身思想体系的一次尝试,反映了佛道两家思想在"求同"和"存异"之后的进一步融合。

西汉初置师法考论

汉武帝先置五经博士独尊儒术,再择取致用之学明确方向,最后落实儒学教育"风化四方";与之相应,师法也须具备专于儒经的博士、顺应时势的经义思想以及完备易懂的阐释著作三项要素。西汉中期符合这三项要素而形成师法的仅有《尚书》欧阳、《易》杨、《礼》后和《春秋》公羊四家;三家《诗》发端虽早,但当时他们的解经著作还不够完备,政治理念也不合时宜,所以不在初置师法之列。师法以解经著作为标志和传授核心,这就打破了过去"亲传私授"模式的人际依赖与地域限制,官学儒术由此得以风行全国。

南朝经学与《老子》的交涉史迹——BD.14649+BD.14738为梁元帝《老子讲疏》考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初唐写本BD.14649+BD.14738过去被定名为梁武帝《老子义》或何晏《道德论》。本文比对历代经解体式,指出该写卷的文体属于六朝"讲疏"。写卷款式特殊,训解和经文使用同样字号顶格书写,据此推测其抄写内容属帝王御制。写卷通篇引用《周易》等儒家经典阐释《老子》,名注《老子》,实宗儒学,体现了南朝时期玄学式微、儒学渐起的风尚。注文辞章骈俪,用韵工整,这既是南朝经疏的特征,也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此外,写卷还引用了梁陈时代才广泛传播的古文《尚书》。由此本文认为写卷应当是梁元帝《老子讲疏》的残帙。

《国语韦昭注辨正》发墨

昔江左硕学、韦昭弘嗣，接思两周故事、爰注《国语》，简料三君旧训、乃为解诂。贾虞唐皆硕学通儒，固为罕俦，《国语解》袭故晚出，更以转精，诚攻《外传》之津，治他经之要。后儒无不详习，九流亦多采述。惟《国语》一书，自春秋之世至于中垒考校、王者有兴，

《荀子》聯綿詞柬釋

"薛"與"散"相通,"薛越"兩字俱釋爲"散"。"谿"與"蹇"相通,"綦谿"兩字俱釋爲"蹇","綦谿"由"蹣跚"一系叠韻聯綿詞)寫、重構而來。"胥靡"之"胥"通馬絆之"■","靡"通牛靷之"縻"。"皋牢"之"皋"通作《説文》"牛馬牢"之"牿",又因漢隸形近而轉寫爲"宰牢"。從詞源的角度看,聯綿詞多由同義複詞演化而來,可以拆分、倒寫或重組。但在發展過程中,聯綿詞上下兩字往往趨於"形旁同化"或"音讀同化"。歷經轉寫、轉讀的聯綿詞越來越難以使用複合詞的方法加以解析,讀者不得不將聯綿詞上下兩字視作單一個體,並通過上下文推敲詞義。這樣一來,聯綿詞便逐步趨近於單純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