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金恭順神道碑及新羅“行書入碑”問題考論

一金恭順神道碑概況 2022年5月,新羅金恭順神道碑再現於韓國慶州市南山洞南山寺中,殘碑最長處56.5釐米,最寬處30釐米,厚25.6釐米,共8行文字(圖1)。據住持禪悟和尚介紹説,18年前他用此碑裝飾寺廟庭園,近來爲種樹挪開時才發現其上有字,便立即聯繫威德大學前博物館長朴洪國教授來寺調查①。經朴氏與慶北大學史學系教授李泳鎬共同研究,正面判讀出88字如下,碑陰文字因漫漶無法辨認.

成化《章萼夫妇墓志》所见章姓迁徙舟山考论

刻于成化十六年的《章氏考妣合葬墓志铭》中,有元代章明隐居昌国白泉,明初海禁后迁徙宁波的家族回忆。章萼一族并不显赫,但同鄞西高桥章氏关系甚近,与著名科举家族镜川杨氏亦有互动,由名宦杨守随撰写墓志。各种章氏宗谱都有关于章邦献在北宋末任昌国令的记录,高桥章氏自明中叶起就有人口流入舟山,康熙展复后,成批入岛定居。将章姓迁徙舟山的零星史料串联起来,便形成一段特定人群组织跨地域流动于大陆与海岛之间的缩影,得出左右其移动的社会文化机制无外乎政治与经济原因的结论。

新见高句丽移民李隐之墓志铭考释

李隐之墓志是新发现的高句丽移民墓志,其子李怀墓志曾于1928年出土于洛阳。根据李隐之墓志的记载,其出身于中国的辽东李氏,与晋尚书令李胤为同族,至唐灭高句丽时举家入唐。而其子李怀墓志称自己为中国赵郡赞皇人,先祖李敏于3世纪末随魏军进入辽东,后生活于此,其家族至唐太宗征辽东时方还。这对父子关于李氏家族起源的记述存在矛盾,即李隐之墓志中还保留其来自异域高句丽之痕迹,而在唐朝出生的李怀则将自身完全包装成华夏之人,这与两人在唐朝所属的身份与地位有直接关系。两方墓志内容的比较,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探究高句丽移民攀附中国高门士族的心理原因。

岱山名贤汤濬旧藏《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拓本考释

1908年,舟山衢山岛出土了一方《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后下落不明。2006年,墓志拓片在定海民间出世,根据拓片印章判定为岱山名贤汤濬旧藏。迄今为止舟山地区所发现的古代墓志仅有在定海出土的《宋刘居士墓志铭》一方,更显出大唐程夫人墓志的珍贵。通过与其他唐代明州墓志的比较,笔者考察了程夫人出生地、身份及经济能力,侧面呈现出唐代明州地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状况。同时从程夫人墓志的尺寸不大、书迹鄙陋来看,其家族不会是地方上的政治精英。

论新罗崔致远“四山碑铭”的写作及其局限性

"四山碑铭"是由新罗末期著名学者崔致远撰写的四篇碑铭,在韩国流传甚广,其中三篇于清末传入中国,被编入《唐文拾遗》中。本文向国内学界详细介绍"四山碑铭"的保存现状与基本概况,并对"四山碑铭"文本的修辞手法进行严密剖析,揭示崔致远碑文写作的局限性。最后从新罗末期的社会背景,推测崔致远如此写作之意图在于迎合新罗的文风,并向国王展示才学。

舟山擂鼓山石像的艺术特征及墓主身份考论

浙江舟山城北擂鼓山麓原有一批石像,上世纪七十年代遭到破坏,现仅存五件人物残像与两只石虎。通过与宁波东钱湖一带南宋石像艺术特征的比较分析,认定它们是同一石匠集团之作品,此石匠集团长期服务于南宋宁波史氏家族。因余天锡是目前史料中可考的、舟山唯一与史弥远家族保持密切关系、官至正二品参知政事、后归葬家乡的人物,所以是能够享用此规模石像的不二人选。但在直接证据未出现之前,墓主为余天锡之说也仅是众多假设的一种。

论日僧空海的碑铭写作

日僧空海的三篇碑铭作品——《惠果和尚碑》、《胜道上补陀洛山碑》、《益田池碑》,在日本七至九世纪碑铭写作体系并不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汉文学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高峰,具有开创这一文体的里程碑性质。从对偶、声律、藻饰、用典四个角度来看,空海碑铭写作的特色是文笔质朴流畅、自然圆融,绝无刻意雕饰,而且不用僻典,深得唐人美文精髓。

国内朝鲜半岛金石学的再出发——读拜根兴《七至十世纪朝鲜半岛石刻碑志整理研究》

一该书所录石刻碑志的类别朝鲜半岛与中国不仅国土邻接,历史文化发展亦相互融合。从七至十世纪,半岛经历了三国纷争、统一新罗、后三国鼎立、王氏高丽四个时代,每一次的社会变动都与中国内地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这四百年间,朝鲜半岛留存有大量汉文金石文献,然而长久未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资料搜集困难。这些石刻碑志仅有一小部分拓片过去流入中国.

新见新罗入唐求法僧惠觉禅师碑铭考论

2009年7月在河北邢台市发现的《大唐□□□□寺故觉禅师碑铭并序》,因其记录的是一位8世纪新罗入唐求法僧惠觉禅师的生平,对于古代中韩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惠觉是神会唯一的外籍嫡传弟子,继承了神会的禅宗思想,最终在邢州漆泉寺圆寂。新罗大儒崔致远在《智证大师碑》中曾提到一位在中国河北常山地区活动的新罗入唐求法僧慧觉,判定他就是邢州漆泉寺的惠觉。

新见唐高句丽遗民《高牟墓志铭》考释

前言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在唐与新罗联军的联合攻击下,高句丽亡国,其民被大量移住唐朝内地。据史料记载,总章元年（668年）九月,"高句丽王高藏降,世勣执藏及其子福男、德男,大臣男建等二十余万众还京师"。[1]总章二年（669年）四月,又将高丽遗民28300户,发配江淮、岭南、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2]由于王公贵族大多被安置于长安、洛阳一带,因此目前所发现20方高句丽遗民墓志也都在两地或周边出土。

新见唐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考释

《南单德墓志》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志文记录了朝鲜半岛南氏家族在高句丽灭亡后,南狄、南于、南单德三代在唐做官的经历,重点叙述了南单德在大唐讨伐'两蕃'以及安史之乱中的功绩。志文作者薛夔是薛仁贵曾孙,薛氏家族与南氏家族有着一段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