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地为牢:南朝政权的京畿化与政局演变

地域性在南朝历史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并被认可,以往对南朝地域性的研究多集中在都城以外的各都督区,事实上南朝的政权也出现地域化倾向。从每个朝代创立之初,即开始步入士族化历程,在程度不断加深中逐步演变为扬州乃至建康的地方政权,亦即当各都督区出现本土化倾向时,建康也走着相同的道路。这一趋势体现南朝政权突出的内向收缩特点,统治基础的转移致政权日益衰弱,在扬州化乃至建康化过程中,帝国已失去了对辖区的统御能力,最终难逃被取代的命运。

东晋南朝的屯田及其地位

东晋南朝时期,屯田活动相对于曹魏急剧衰落,然屯田之议却不绝于朝中,屯田思想亦在不断发展,虽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东晋时期注重中央财政的增强,对屯田机构的设立关注颇多,且多为民屯倡议;南朝时期注重边防,强调军镇财力的增强,而不再关注机构问题。屯田活动的开展,在五朝时期多与军事相关,其分布亦多在北面边镇,虽然规模远不及曹魏时期,然在军事活动及边防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汉末许昌地位的变迁

东汉末年,在群雄割据的纷争中,曹操迎汉帝定都许昌,从此许昌在纷乱的局势中占据突出的地位。这一策略为曹操网罗人才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而此后开展的许下屯田又为曹操的势力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基础。最初出于战略思想的考虑,曹操选择了许昌为都城,而在攻下邺城以后,政治中心随即转移,许昌作为汉末都城,其地位逐渐被遗忘。

两晋之交司马氏正统南移的过程

为了考证西晋末年政权剧变造成皇权传递的短暂混乱,揭示这一时期皇权正统南移的过程,运用实证方法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认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政权崩溃,继以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中原局势土崩瓦解;洛阳重臣纷纷于各地拥立司马氏近枝宗室建立临时政府——行台,均以正统自居;琅琊王虽于此前经营江南半壁已具称帝之势,但种种原因使他在正统性上存在棘手问题,致使其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晋元帝建鼎江南才真正完成帝业南移。

南朝的“苏侯”神信仰

从南朝刘宋开始,一个以东晋叛将苏峻为原型的神袛——苏侯神,频频出现于正史当中,不断有帝王对其祭祀的事迹,而每次祭祀总是与蒋神并列,使之披上了南朝保护神的色彩。对它的崇拜遍布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以建康最为流行。从每次对它祭祀的政治人物可以看出,苏侯只是建康的地方神;由于建康一直是南朝都城,使它蒙上了南朝保护神的假象。

魏晋南朝时期的作部与都督府

作部的源头应来自两汉时期的少府作场。西晋出现了作部隶属护羌校尉的情况。东晋南朝都督府多有作部,其劳动力主要使用刑徒,这与两汉时期的少府作场没有太大区别,但在职能上则主要是制造兵器。京外作部的设置均在置都督府的州及郡,可知其与地方军府的关联紧密。在南朝频频出现的外镇举兵活动中,这样一个隶属军府的兵器生产机构扮演着重要角色。

试析曹魏时期许昌政治地位的变迁

《读史方舆纪要》卷47'许昌城'条载:许昌城,在(许)州东三十里。秦许县,属颍川郡……汉乃曰许县,后汉章帝封马光为侯邑,建安元年献帝都此。许昌两汉以来一直是豫州颍川郡下辖,同书同卷'许州'条载秦置颍川郡,郡治阳翟,两汉没有变化,《元和郡县图志》卷8'许州'条与此略同。那么许昌秦至汉末一直是一个普通的县,并无突出之处。

西晋杨骏一族的崛起

西晋在武帝时期,很长时间内贾充一直都堪称最受宠信的大臣,然而到了武帝后期,一门出两位皇后的杨骏一族却突然崛起,乃至在太康年间出现了'三杨'专政的局面,并且最终杨骏的执政成为了'八王之乱'的序幕。西晋的政治从此急转直下,走进动乱时期,直到最终灭亡。然凭空而起的杨骏兄弟在外戚的外衣下又是如何走上西晋政治舞台的呢?

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

宋代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29'传'条有一则札记云:'晋武帝时大议论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贾后冢妇,二也;贾充、荀勖进退,三也;齐王攸去留,四也;晋之治乱存亡虽在此四者,然不过一本。'此四者归根到底,仍然以晋武帝的立嗣问题影响最巨。贾充作为西晋的佐命功臣,在朝中的地位自无需赘述,对于他的历史事迹,前人已有总结。西晋前期,晋武帝立嗣一直是牵动朝野的大事,以贾充的地位很难绕过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如此,贾充本人同时是争夺的双方即齐王攸和晋惠帝二人的岳父,这就使他处在了政治天平的中央,其进退维谷的境地可想而知。因为他在朝中的影响,最终其取向又会很大程度影响立嗣的结果,所以他的选择又成为评价他历史地位的重要因素。

廢愍懷太子事件與西晉政局的全面失控

洪邁稱'晉之亡與秦隋異,非得罪於民',1故雖同爲短命王朝,西晉政權覆滅相對特殊。對於其原因的探索,歷來史家從未停止脚步:唐宋時期多歸咎於惠帝不慧與賈后執政,此看法以《晉書》、《資治通鑑》爲主。明清以後則多認爲清談誤國,2建國後中國大陸則新生階級説。陳寅恪首先關注八王之因,3隨後80年代初祝總斌再提'八王之亂',4引起整個學界對西晉滅亡問題的再次反思。5細考'八王之亂',分爲前後兩個時期。

前朝柱石与新朝暗礁:南朝的顾命大臣探析

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一直延续着设立顾命大臣的举动,所挑选的均为当朝重臣,用以辅助新君。皇帝临终此举,却给新帝登基后造成了极大隐患。这些先帝朝的股肱大臣,在新朝时却几乎都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限制乃至威胁皇权的行使,由此引起的君臣冲突直接影响了政权的稳定,使新帝的朝政危机重重,甚至导致皇帝的退位乃至身死。顾命大臣成为南朝政治中最不安定的因素,南朝皇帝频繁更替、建康政权的风云突变,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权与财政:东晋南朝时期建康财政状况与政权兴衰

东晋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的背后是财政的长期困顿。南朝各代每至中朝这一问题即浮出水面,随后政权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朝代灭亡。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财政与政局变化的直接关系,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或可从侧面解释这一时期政权羸弱以及朝代频繁更替的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京口历史地位的变迁

东晋时期的北府兵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与之紧密相关的城市——京口也随之走上历史前台,在东晋及刘宋前期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一繁荣的背后却隐含着危机:这座近乎完全依赖政治及军事扶持发展起来的城市,其经济情况极不理想,多山的地形决定了其宜耕土地较少且土壤贫瘠,在传统农业经济下无法保障其编户数量,这就决定了它注定只能依靠政治的扶持。随着南北局势的变化,政权无力从江北抽调居民充实京口,这座此前耀眼的重镇地位也随之直线下降,直至最终被取消军府,成为江南防御的薄弱环节,直接沦为都城建康的附属区域。

从蜀汉东晋看寄寓政权的“国”“土”观念

统一政权的长期统治在其版图上会形成观念上的地域结构,这对于继承其国号的政权而言无疑形成了规范作用。而寄寓型政权播越的特点,决定了其与普通的割据政权完全不同的取向。蜀汉与东晋虽然在立国过程中有诸多不同,但在发展的轨迹上却有诸多相似之处,即对本土民的态度上都保持了不应有的距离,而对外则表现出与其自身实力不相符的攻击性。这两个取向前者决定了政权基础的单一,而后者造就了政权内部无法摆脱的权力之争。北伐即代表了复仇也代表了光复旧壤,在特殊的政治形式中这不仅仅体现为军事活动,更体现为权力争夺乃至鞭策皇权的工具。

南朝政权的京畿化与政局演变

东晋南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时期,长时间的南北分裂以及频繁的朝代更迭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当一个共同的政权只代表某一地域、某一群体的利益,或只认可某一群体的价值,无疑会使其染上浓烈的地域色彩,正是这一点最终牵动着整个南朝政局的演变。

论西晋元康中后期对关中军镇镇将权力的弱化

西晋元康年间的齐万年起义历时四年之久,在西晋政权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关中军镇的一些调整措施,从而影响到军镇与政府的联系,并进一步涉及到都督的职位和权力范围。贾后执政的西晋政权在关中起义的背景下,实现了对关中地区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