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学精神”及其对“新子学”的启示意义

“子学精神”除叛逆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担当精神、和谐精神、自省精神、自律精神、宽容精神等,还可进一步概括为独立精神、乐观精神、执着精神、理性精神、仁爱精神、平等精神、经世济民精神、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等。“子学精神”是中国创造,为传统学术灵魂,历久而弥新。“子学精神”对“新子学”极具启示意义,“新子学”的学术使命就是提炼、阐发、传承、弘扬“子学精神”,适应新时代需要,响应时代新问题,复兴传统文化,建设理想社会。自主创新,不断超越,建构新的学术范式,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作新的探索,返本开新,继往开来。

论陆游晚年的“渔隐”诗

陆游晚年创作的诗歌占其存世诗歌的三分之二,其中“渔隐”诗多达100余首。这些“渔隐”诗按照内容可分为渔歌菱唱和渔翁垂钓两大类型。陆游的“渔隐”诗在艺术上对偶工整,诗句更加精炼;用典巧妙,诗歌内涵丰富;风格平淡质朴、含蓄隽永、清新雅致。究其原因,陆游“渔隐”诗受到了其家世、时代和自身经历、“渔隐”诗词传统、儒道思想等的影响。与同时代诗人范成大的“渔隐”诗相比较,陆游“渔隐”诗更显出他在仕隐之间的挣扎与矛盾。

“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

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皆有特定内涵,理解上因人而异。桐城"散文"派应称作桐城"古文"派更合适。"桐城派"倡导古文,但不完全排斥骈文、八股时文。"桐城派"首先是一个"学术"流派,应称作桐城"学派",这是其"原生态"内涵。姚鼐是站在学术立场创立"桐城派"的,仅将"桐城派"理解为"文学"流派,是"误读"了姚鼐,看轻了姚鼐,也看轻了"桐城派"。"桐城派"本无所谓"派",是姚鼐刻意拟构的,"桐城派"的历史也是"层累"地"追认"的历史。广义"桐城派"包括"桐城派"自身、"桐城派"的渊源和"后桐城派",狭义"桐城派"仅特指"桐城派"自身。界说"桐城派",应有内在规定性,"桐城派"的内质,就是用规范、正宗的古文阐发宣扬并践行程朱理学。

《古诗十九首》百年研究之总检讨

《古诗十九首》,是近百年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许多问题如作者、作年、主题、文学史地位等,至今还没有"定论",有必要系统梳理和检讨。东汉末年下层文人所作,梁启超以来,成为通行的主流观点,木斋教授则认为是建安时上层文人所作,这一"颠覆"性观点,值得学界重视并积极回应。"十九首"是原创还是拟作?是"代言"还是写实?是不是组诗?是单一主题还是多元主题?文学史地位究竟如何?仍需继续探讨,还应检讨"循环论证"等方法。

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

古人多以内容本位、技艺本位界说散文,是本体论,还有以作者本位、本原本位、功能本位界说散文,皆具"片面的深刻"。散文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形而上者是散文之道,是本质、精神和灵魂,形而下者是散文之艺(技、术),属于技术层面。散文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散文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实为不同的概念。散文不仅是纯粹的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多元的散文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应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视之。

近代词学师承论

词学师承是具体而微的词学史。常州词派的师承是近代词学师承的主线,张惠言是"祖师",周济是真正开宗立派者,张、周词学师承分两线发展,一线由谭献承继,同道有庄棫、叶衍兰,复传冯煦、徐珂、陈廷焯、叶恭绰等。一线由端木埰、王鹏运承继,复传况周颐、朱祖谋、文廷式、郑文焯,再传吴梅、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近代词学师承的学缘、血缘、业缘、地缘"关系"皆较明显。师承中,导师对弟子的词学崇尚、治词路径、成才自立皆有极大影响,优秀弟子也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近代词学师承多谨守"家法",偏于保守,对近代学术思想的贡献有限,但有"片面的深刻"。师承中所体现的"师道",对当下学者人格建设,对纯洁学术,极有借鉴意义。

王维“诗中有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诗中有画",是苏轼对王维《蓝田烟雨图》题诗的评价,后成为历代评价王维诗的重要命题。传播过程中,"诗中有画"说的内涵发生变化,已非"原生态",其中多误读,有"片面的深刻"。王维"诗中有画"之"诗"特指山水诗及部分田园诗,"画"主要指融入南宗禅意趣的文人"写意"画,是独特的"这一个",不应普泛化理解。"诗中有画"往往"遮蔽"了王维其他诗歌的特色和成就。

从新发现的96通书简看欧阳修的日常生活

日本学者新发现的96通书简,具体记述了欧阳修的交游、朋友间互赠礼物、宴请聚会、诗歌唱和等。其中最多的是疾病书写,欧阳修反复诉说自己的疾病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书简表现了中晚年欧阳修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记录了政事以外的日常生活细节,于琐、细、碎、小中见出伟大背后的凡俗。

柳永评价“热点”“盲点”透视

本文认为 ,柳永的人品既不卑鄙 ,也不高尚 ,他是世俗中人、性情中人。其词品与人品之间不能划等号 ,也不应以道德评价代替审美评价。柳词在历代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价值增减和变异 ,它被接受者积极或消极地“曲解”。应充分重视评价差异性的接受者因素。柳词在词史及文学史上的成就是由其“时效”价值和“历时”价值共同构成的 ,柳词的“俗”化在文学观念上有突破性的意义。柳词的文化史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文化、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成就和发展方向。应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 ,对其做出既合乎历史的。

论花间词在宋金元时的传播

本文消化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理论分析和评价花间词。花间词本为晚唐五代时香软柔美的“流行歌曲”，在宋、金、元的传播过程中，或显或隐，或增值或贬值，发生形象变异，与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审美风尚及个人审美趣味的差异皆有密切关系。南宋以后，花间词变为纯正文雅、可供诵读的抒情诗，地位得到观念上的提高。历代词人可以不同的标准创造性地接受、学习花间词。

“词中杜甫”说总检讨

"词中杜甫"说不是王国维的"专利",周邦彦不是唯一的"词中杜甫"。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宋词人还有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清词人则有陈维崧、蒋春霖、郑文焯等。宋人只以柳永比拟杜甫。"词中杜甫"说主要是清人推尊词体观念的体现,多是论者对所推崇词人的最高评价,实质上是为自己词学理论服务。"词中杜甫"的价值和地位多是"层累"地造就的,对其"身份确认"多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是基于目的性的主观价值评判,有"片面的深刻",但往往远离史实和原生态。不同时代的词论家有各自心目中的"词中杜甫"。此说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其中以辛弃疾、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合理性程度最高。应从不同角度综合评价此说。

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古代文学史教学应加强现实感、生活感、亲近感。在保证完成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课外内容。注重课堂教学中的“故事性”，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引导学生热爱乡邦文献。可与现当代文学结合起来，还可结合教师的生活经历，引导同学在旅游中学习，古代文学就“活”在当下，就在身边。努力从方方面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化被动为主动。同学们养成一种“爱好”，一种生活习惯，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学习，自然学得进去，事半而功倍。

跨界会通——论“新子学”的创新途径

方勇先生于2012年起倡导"新子学",强调"诸子会通"。会通即融会贯通,又称融通、汇通等,通行的"专科之学"往往局限于学科内,就子学论子学,难免片面,跨界会通乃"新子学"一大创新途径。"新子学"研究应跨越学科疆界,交叉、融合,互动认知,注重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似性、相通性。跨越时代疆界,古今贯通,"通古今之变",应有当下关怀,存旧统,更开新域。跨越不同学术路径,会通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子部与经、史、集部贯通。跨界会通,要求学者会通众学,通大义,识大体,作"大判断",得其全,成其大,走返本开新之路,弥合学术分裂。跨界研究,目的不在于"跨界"本身,而是会通创新,追求整体之学、大体之学,"成一家之言"。

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

在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进行系统的梳理后,我们发现,自金元之际刘祁以来,多是边缘文人以词代表宋代之文学,而正统文人是以文代表宋代之文学。以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只有限定在韵文系统内,词体本身纵向比较,才最具合理性。王国维、胡适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宋词”说,词体由边缘文体上升为中心文体,名正言顺地成为宋代文学代表。以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完全是后人“追认”的,对宋词的认识是主观的价值评判,远离宋词原生态,我们对宋人自己轻词的观点应予以起码的尊重。“宋词”说对宋词和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和撰写模式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它只是认识宋词和文学史的一种角度,只在特定角度、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不应作为“定论”。本文充分肯定其合理性的一面,再客观指出其局限性,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此说。

古代文体学的学理构成

古代文体学的学理构成,大体包括文学文体学、文章文体学与文化文体学三个层面,具体分文体形态学、文体起源学、文体命名学、文体范畴学、文体分类学、文体史学、文体创作学、文体艺术学等,是一完整独立而又开放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文体概念,类似于西方的文类概念,西方文体(style)概念,则类似中国古代风格概念。不存在纯粹的"文学文体",也没有纯粹的"应用文体"。以内容、风格、功用为标准界定和划分文体,是不科学的,只能以体式为标准。文体分类,"一分为三"比"一分为二"更合理。现代文体分类四分法,与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相差较大,造成流弊。文体在不断新生与淘汰过程中发展,文体演进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纯洁性与包容性、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统一,它如同一条连续不断的长河,前后古今不是沟、界,而是环环相连。

木斋词体起源及发生研究之反思

论词体起源与发生,首先需界定清楚并合理使用"词体"、"起源"、"发生"几个重要概念,这是论证的"前提"。木斋先生明确论断:词是配合法曲而非燕乐的歌词,词体发生于盛唐宫廷而非民间,李白词是词体发生的标志,皆是对近百年词学界盛行的主流观点的"颠覆"。这些观点新颖深刻;但要令人信服,仍需进一步充分论证。词体起源与发生研究,众说纷纭,不少问题皆应认真反思。

古代散文史撰写新构想

古代散文史可按大时段划分为三期或四期,应重视"非专业"的散文家。对"散文"的不同理解,规定了哪些文章可进入散文史,应重视所谓"文学"文体以外的散文文体。写一部全面、系统、深刻的、体系完整的散文通史,须有明确的"通"意识,就是贯通、全面。散文史撰写可以"百花齐放",各种写法并行,不必求统一、求一尊,可有学术个性。要创新散文史研究和撰写,思维改变、观念改变、视角改变极为重要,这必然带来材料扩张,研究方法、撰写模式也会跟着变化,观点也必然会创新。如此,散文史撰写肯定会令人耳目一新,也必将有助于古代散文史研究向纵深处推进。

“唐诗宋词”说评议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主要是元代以来边缘文人的观点,而正统文人多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只有限定于韵文系统内,文体自身历代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王国维、胡适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使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胡适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事实上,"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远离文学史原生态。"唐诗宋词"并提,但不"等值",唐诗比宋词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对唐宋文学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特定的角度看,此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应当作"定论"接受。

古代散文研究脱离传统“学术”体系之反思

清末以来,通行的吸纳西方的"纯文学"散文观念"感性""抒情""审美""艺术""娱乐"本位,肢解了传统正宗"大文学"散文观念,古代散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纯文学"散文观念的附庸和注解。传统正宗"大文学"观念,散文不是"纯文学",只是"学术"整体之一面,不是脱离"学术"体系的存在。应深刻反思古代散文研究脱离"学术"体系之弊,"纯文学"散文观念不是唯一正确的散文观念,应充分体认、尊重并重新建构传统"大文学"散文观念,复归传统,走"返本开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