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中死缓变更执行死刑的实体标准及程序探讨

基于满足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现行死刑政策的要求,《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死缓变更执行死刑的实体标准。新标准"故意犯罪,情节恶劣"中"情节恶劣"的认定应从严把握,其实质是综合衡量死缓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的主观、客观方面以判断死缓犯是否已不具改造性。故意犯罪的查证应通过审判程序进行,《刑法修正案(九)》后核准程序启动的条件随之发生变化,层报核准审查中应坚持全面审查原则、妥当处理原死缓判决错误等问题。

传统园林建筑在现代园林中的运用

苏州博物馆是由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先生亲自设计的,是我国新时期探索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结合的杰出典范。本文以苏州博物馆为例,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在现代园林中的运用。

共同犯罪违法所得处理研究--以共同犯罪人之间是否负连带责任为焦点

共同犯罪中违法所得的处理除具有单个行为人犯罪中违法所得处理的共性外,还涉及共犯之间的责任这一特殊性。刑法第64条及关于违法所得处理的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之间是否对违法所得没收(追缴或退赔)承担连带责任,但连带没收却广泛地存在于我国司法实践中。从违法所得没收的本质及制度目的来看,理想化的独立责任最契合不法获利的精准剥夺,但由于事实查明方面的难题,连带责任在违法所得没收中又必不可少。独立还是连带没收是当前共同犯罪违法所得处理中最为核心的分歧,共同犯罪违法所得的处理需要以剥夺犯罪获利为出发点,兼顾被害人财产救济;以独立没收为原则、连带没收为补充,缓解独立没收的僵化和不足,同时需明确连带责任的具体适用条件,确保违法所得没收(追缴、责令退赔)这一刑事实体处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减少被告人之间的不公。

集资犯罪追赃中刑民交叉实体问题及其解决——以是否追缴集资参与人获得利息切入

集资参与人所获利息(收益)是否应追缴,是集资犯罪追赃中典型的刑民交叉实体争议问题。处理集资犯罪的刑事司法文件与审理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集中外化了其刑民冲突。刑事领域合同无效的传统观念面临民事审判认定涉罪合同有效的挑战,追缴集资参与人获利的合法性存疑。刑事追赃有别于被害人民事权利救济,合同效力与构成犯罪的评价对象不同,集资参与人不因集资人构成犯罪而违法,以集资参与人参与违法活动为由认为获利不是合法收入故而应追缴的逻辑不成立。根据参与非法集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不同,对是否追缴利息(收益)作区别化处理。

浅谈苗族情歌《假如你像一朵花》

《假如你像一朵花》是一首动听的苗族情歌,作品无论从文化背景、音乐结构、音乐特色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本文将对该作品进行简单探讨。

从形式到实质：刑事辩护对裁判结果影响力研究--以C市Y中院近3年198名被告人的律师辩护为样本

本文以法院审判为场域,从律师辩护对刑事裁判结果的影响力切入,展开对辩护情况的实证研究。在选取样本中,重点围绕律师辩护意见的提出及其取得的效果,客观呈现出当前刑事辩护的样态,同时结合对裁判者法官和辩护主体律师的访谈与问卷调查,从主观视角考察不同刑事诉讼主体对律师辩护的认知与评价,在此基础上,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实质作用有限的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并对原因展开分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结构与数额认定

【裁判要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罪名定性应当依据行为结构展开。对于虚开行为,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危险犯的模式设置,并且此种抽象危险的判断标准应当附加以'经济交易流转的正当程序和一般状况'为前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当有别于案件的定罪标准,前者可考虑单独以造成国家应收税款的现实损失为标准。

刑事和解审判程序之现实处境与完善进路--基于新刑诉法实施后运行状况的实证考察

刑事和解程序的"入法",在严格限定和解案件范围的同时拓展了和解法律效果,旨在将其纳入法制化运行的同时发挥更强大的功能。但徒法不能自行,一方面,和解程序在实务中的样态究竟如何,是否实现了立法预设的价值和功能,另一方面,制度设计是否完善,是否贴合司法实际,均需建立在全面了解实践运行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座谈、问卷调查、司法统计、案例收集、访谈等对全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程序入法后审判阶段实施情况的考察分析,发现刑事和解程序在实施中除面临具体如何依法判断案件适用范围及如何"从宽处罚"的操作难题等影响制度公平、总体适用率及司法行为合法性外,实务部门对告知义务、法官角色定位、协议的审查权、和解程序的回转等问题争议极大,呈各行其是的操作乱象,总体上将制度上的和解与事实上的和解相互混淆,存在立法导向认知偏差等突出问题,影响了和解的制度化建构和功能的发挥。为最大限度的发挥和解"入法"的预设价值和功能,对刑事和解审判程序运行中存在的以上突出问题分别阐释,并着眼于实践操作从不同层面对各个环节提出了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供实务和立法部门参考。

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程序实施中的问题及解决

刑事和解程序的"入法",标志着我国刑事和解程序进入制度化建构阶段。徒法不能自行,司法实务部门面临着如何在立法框架内具体建构我国的和解制度以充分发挥其制度功能和价值的挑战。通过对刑事和解程序入法后审判阶段实施情况的实证调研,课题组发现刑事和解程序在实施中面临具体如何判断案件范围及如何"从宽处罚"的操作难题,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及司法行为合法性的基本问题,同时,关于告知、法官角色定位、对协议的审查等问题在实践中有争议,操作较为混乱,有待统一。为最大限度的发挥和解的制度功能,本文将从这两个层面分别阐释问题并着眼于实践操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在ATM机上存假币、取真币的行为如何定性

案情 2004年夏天，被告人邱某、喻某、苏某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桥铺一带办假证牟利。同年6、7月期间，邱某、喻某、苏某承接了“四川人”（另案处理）提出办理500张银行卡的“业务”，双方约定“制卡费”为人民币10万元，三人先后收取了对方给付的“制卡费”2万余元。随后，喻某、苏某、邱某到网吧找人拍摄登记照，再找他人制作假居民身份证，并持假居民身份证到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的营业网点办理了一批太平洋借记卡。2004年7月14日晚，喻某、苏某、邱某与“四川人”见面并将所办理的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交给对方，但对方未支付“制卡费”余款，而是将用太平洋借记卡在交通银行ATM自动存取款机上“存假币、取真币”的作案方法告诉了三被告人，并给了数十万元假币、一顶假发，退回部分太平洋借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