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法益构造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适用

秩序法益观及其行为犯说过于扩大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适用范围;财产法益观及其目的犯说、危险犯说、实害犯说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法定犯是“法定秩序违反+实体法益侵害犯”,其法益构造应该从单层法益转向双层法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侵害的第一层法益是抵扣机制,第二层法益是国家税款。相应地,判断犯罪成立的第一标准是抵扣权标准,第二标准是税款损失标准,抵扣权标准优先于税款损失标准。具有抵扣权的代开行为不构成本罪;虚构抵扣权但不会造成税款损失的行为不构成本罪;虚构抵扣权并可能造成税款损失的行为才构成本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的法益、危害结果都不相同,因此两罪之间是独立并行关系。逃税罪中的“虚抵进项税额”不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情形。

大学治理现代化内部规范谱系的权利法治生成

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大学治理现代化是关键落脚点和着重发力点,而大学治理的现代化要求高校内部规范制定的法治化。大学内部治理中,高校的内部规范制定权与学生的受教育权、教师的学术自由组成了“权力—权利”的对应关系。当前高校内部规范在权力的运用上存在不断强化的倾向,在权利的保障上则存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双重疑问。高校内部规范制定权来源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其与师生合法权利间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为实现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需以作为内部规范核心的大学章程为引领,根据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要求加快修订大学章程,稳步形成位阶有序的规范制度图谱,逐步建构内部规范的审查监督机制,推动形成高校内部法治规范谱系。

论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问题凸显了网络时代传统刑法与新型网络犯罪事实之间的调适难题。虚拟财产是虚拟环境中的财产,不能把现实世界中的数字化财产当作虚拟财产。把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在方法论和法益论上都存在问题;把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侵犯财产罪,会引起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混乱。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既不是混同在一起的,也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人类生活世界的两个层面。应该区分虚拟财产本身、虚拟财产所生利益、建构虚拟财产的代码数据三个相关概念。虚拟财产本身不是法律的规制对象,虚拟财产所生利益属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只有代码数据属于刑法的调整对象。刑法保护虚拟财产的唯一路径是通过对数据的直接保护以实现对虚拟财产的间接保护。非法获取虚拟财产不是非法获取数据,而是破坏数据,应该定性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此需要进一步区分不同情况定罪量刑。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客观要件的教义学分析

在前置法对甲类传染病作了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甲类传染病,是实质入罪和反教义学化的表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实行行为上具有质和量的区别,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不可能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三类:违反医疗措施的行为,隐瞒流行病学史的行为,其他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本质上属于具体危险犯。公共卫生不属于公共安全,但可以借用公共安全的教义学理论来解释公共卫生的公共性。具体危险的判断不能采用客观危险说,而应采用偶然性说。具体危险不是客观的超过要素,而是故意的认识对象。

区块链时代数字货币法律治理的逻辑与限度

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技术的精雕之作,与其他网络虚拟货币的精准界分是数字货币有效治理的前提。在我国既有规范下,将私人数字货币定位为虚拟商品更为妥帖,同时央行数字货币成为法定货币已是必然趋势。数字货币突出的去中心化、强匿名性、智能合约和错配机制等特征带来了技术风险,更衍生出洗钱犯罪、数据泄露和投资者受损等法律风险。我国对私人数字货币的治理模式逐渐趋紧,但过度监管反而会招致币链分离、误伤无辜、反噬创新等弊端,应当确立数字货币的二元治理机制,适度开放私人数字货币,通过"监管沙盒"探索监管限度标准,确立相对宽松的监管策略;适时调整法律规范,确定央行数字货币的人民币地位,以法律形式逻辑勘定规制范围,以科技手段衡定监管幅度,确保风险规避、金融创新和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限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既有罪名死刑不减、增设无期徒刑、加重有期徒刑、削减拘役刑和管制刑、增设无限额罚金刑,体现了明显的重刑化倾向。其理论依据在于对刑罚一般预防理念之过分迷恋,现实依据在于对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之过分回应,但以上依据均不能解释此次修法的正当性。刑法重刑化倾向既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刑法定等刑事立法应有理念,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陷入过度刑法化的治理困境。为限制重刑化倾向,刑事司法应当发挥能动作用。一方面,定罪时要目的性限缩入罪边界,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避免不当入罪;另一方面,量刑时要端正量刑理念,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限缩重刑的适用范围,避免不当处刑。

论我国定罪思维的传统及其演化

我国传统的定罪思维是道德实用主义:适用法律为推行道德服务,定罪的最终目标是罪刑相适应;这种定罪思维在法律解释与事实认定两个方面都有体现。我国现阶段定罪制度反应了西方规则主义思维与我国传统实用主义思维的冲突,如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判决与刑事和解的冲突、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冲突。我国未来定罪思维的出路在于协调规则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使两者在各方面尽量融合,而不是一方排斥另一方。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方法:从本罪优先到共犯优先

目前审判实践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中通过否认片面共犯成立进而采纳了本罪优先适用而非共犯优先适用的立场,导致了重罪行为轻罚化与《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虚置的负面后果。应当树立片面共犯论的观念,采取限制从属性的原理,从本罪优先适用走向共犯优先适用。共犯优先适用的标准可区分为不法标准与责任标准。不法领域中,以法益侵害程度的强弱与实行行为方式的区隔来界分关联犯罪与本罪。在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侵犯的法益具有同一性时优先以关联犯罪论处;法定三类方式之外的帮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优先以关联犯罪论处。责任领域中,以行为人主观明知的程度与内容来界分关联犯罪与本罪。在帮助人明知自己所帮助的具体犯罪之时以关联犯罪论处,具体明知难以查清时以本罪论处。

积极刑法观的实践修正与功能完善

积极刑法观的理论建设正深陷诸如“刑法适用泛化”“刑法工具化”等多重质疑之中,亟需对其核心主张与现实功能进行修正与重塑。在立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以民权刑法为核心,通过在立法实践中不断夯实刑事立法的事实基础,从而促进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发展。此外,还可以利用类型思维法、宪法教义学等理论资源,优化刑事立法的质量与品质。在司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在刑事归责的过程中发展需罚性理论,以求拓宽轻罪裁判的出罪空间。通过修正之后的积极刑法观理论来检视高空抛物罪的刑事立法,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该罪立法的增设具有保护公民个人法益的重要价值;(2)该罪的保护法益属于集体法益中的秩序安全法益;(3)对该罪的司法认定可以围绕该罪的法益内涵,从正向筛选与反向排除两个视角来展开。

类型思维下的目的犯——真正非法定目的犯概念之提倡

我国刑法学从形式角度对目的犯进行分类,德日刑法学从实质角度对目的犯进行分类。目的犯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是类型思维的产物。根据类型的层次性,可以将非法定目的犯分为真正和不真正非法定目的犯。这种分类有利于深化对目的犯主观要素及目的犯法律适用的理解。

论真正非法定目的犯的解释适用——兼论刑法漏洞的补充

对于真正非法定目的犯的解释适用,我国刑法学界存在诸多理论盲点:真正非法定目的犯与不真正非法定目的犯不分;目的性限缩与限制解释不分;可补充的漏洞与不可补充的漏洞不分。真正非法定目的犯属于刑法隐藏漏洞,必须通过目的性限缩方法来补充。目的性限缩中的"目的性论据"不是刑法法益保护的目的,而是刑法自由保障的目的。

再论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

本文分析了大陆法系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 ,旧过失论是建立在心理责任论和道义责任论基础上的 ,新过失论主要采取了规范责任论。我国刑事责任的根据有三层 :正义根据 ,本质根据和法律根据 ,并以此为指导讨论了我国过失犯罪责任根据的有关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解释功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是轻轻重重、以轻为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能够直接用于法律裁判,必须通过危害性概念这一内容"连结点"和实质解释论这一方法"连结点"才能够被引入法律论证。关于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罪名说"与"罪刑说"的不同解释反映了刑事政策的不同态度。

刑法视野下的恐怖主义网络宣扬行为

刑法视野下的恐怖主义宣扬行为从司法实践之初就具有网络犯罪的特点,网络宣扬已经成为宣扬恐怖主义的主要方式。而针对恐怖主义宣扬行为的刑事立法呈现扩张化趋势,表达了预防性刑法的立场。事实层面的恐怖主义网络宣扬行为的特性,包括多样性、公开性、危险性、故意性,对应规范层面宣扬恐怖主义罪认定中的行为方式、受众范围、行为结果、主观故意等重点构成要件。关于多样性,单纯制作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的行为不是本罪的宣扬行为,间接宣扬行为一般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对公开性,应进行扩大解释,本罪受众范围不限于公共场合。关于危险性,本罪是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必须具有实质的法益侵害性。对故意性,应重点把握规范性概念上的明知与放任要素。在罪数问题上,恐怖主义网络宣扬行为与持有行为的关系存在多种情形,需要分类讨论。

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之必要性初探

消极构成要件要素,就是站在构成要件角度所看到的正当化事由。在我国刑法学界,通说否定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理论。本文认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理论在我国刑法犯罪构成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论刑法中个人信息的识别

“识别”是个人信息概念中的核心和关键要素,是连结阻挡层法益和背后层法益的纽带。刑法中个人信息的识别困境,体现在外观识别、内涵识别和体系识别三个方面。应该结合场景理论来确立个人信息的识别标准。识别目的越明确,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识别能力越强,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识别后果越重,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识别概率越高,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刑法中的敏感信息不必与前置法中的敏感信息采取相同的识别标准,应该根据识别后果对背后层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程度来界定刑法中的敏感信息。

论过失犯中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关系

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均隶属于被害人教义学体系,但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存在较大争议。当前的有力见解是将被害人自陷风险理解为被害人同意的特殊类型,并运用同意理论解释自陷风险情形何以排除刑法归责。然而,自陷风险问题难以在同意理论之中“求解”。从同意结果说的角度分析,统合同意与自陷风险的观点扭曲了被害人真实的自我决定,属于“不诚实的拟制”;从同意行为说的角度分析,统合论的见解导致同意的“客观化”,偏离了同意的经典法理。基于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在自我决定内容方面的根本差异,有必要将它们区别为两个独立的问题,并在教义学层面为二者配置不同的解释方案。前者沿用经典的同意理论,后者则可适用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

我国贪污受贿罪中适用特别宽宥制度的实证研究

实践中在适用特别宽宥制度时并非要求满足所有条件,更多的仅需满足其中一个或几个条件即可,适用起来较为随意而无标准。特别宽宥制度中的"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成为坦白自首制度的补充,"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是形式意义上的法定量刑情节、实质意义上的酌定量刑情节,与刑法总则的规定不协调。实践中特别宽宥制度的适用率呈现平稳上升状态,但片区化特征明显,多地区有僵化机械适用的嫌疑。对该制度的性质采取不同的立场会对宽宥幅度产生较大影响,容易产生"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生产、销售假药罪保护法益之识别——公众生命健康安全之再提倡

基于法定犯和行为犯的双重属性以及前置法过于形式化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保护法益在理论上存在行政管理秩序和生命健康安全两种解释。绕开法益围绕个案出罪路径的研究无助于明确该罪的处罚范围。以实定法规范之外的公民法感情、违法一元论(二元论)以及秩序和安全价值的抽象比较为依据的法益探讨方法,使法益问题上升到更为复杂抽象的理论层面。生产、销售假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应当回归刑法规范本身,以保证刑法规范的自身合理性为目标。在形式的合逻辑性层面,生命健康安全作为保护法益与该刑法规范修改变迁的逻辑相契合,同时也能保证该规范与其他刑法规范相协调。在实质的合目的性层面,将行政管理秩序纳入法益的观点不过是法益保护主义坚守者对刑事立法的妥协。这一做法将完全架空法益的自由主义功能,使法益概念失去其存在意义。

论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及其缺陷

国家助学贷款作为解决高校贫困学生就学难的一项制度安排,一直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强力推行的政策措施,它不仅体现了国家公平教育机会和加快人才培养的社会目标,同时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高校贫困大学生的人文关怀。但由于国家助学贷款是由商业银行发放给贫困学生的信用贷款,实行的是政策性业务的商业化运作,政策出台前缺乏充分的利益博弈,其发展轨迹可谓一波三折,费尽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