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动员、集体演出和意义构建:一个网络慈善事件的分析框架——以“罗一笑”刷屏事件为例

[目的/意义]网民参与慈善引发的网络慈善热点事件日益增多,社会影响广泛。理解网络慈善行为及慈善事件传播的逻辑,亟需构建分析框架探寻网络慈善事件传播的机理。[方法/过程]考量网络慈善事件的现实影响因素,通过梳理慈善动机、网络传播和集体行动等方面研究,可知"情感动员""集体演出"和"意义构建"三要素可构成解释网络慈善事件传播的框架。[结果/结论]通过对"罗一笑"刷屏事件的分析与解构,可知这三要素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引发和传播网络慈善热点事件的关键,而在诱导分享的催化作用下,可加速网络慈善事件爆发性传播。

驯导网络民粹主义:我国政策制定中的长期性难题

民粹主义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民粹主义迅速兴起并在我国政策制定中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追求政策制定的公平正义,激发大众积极参与政策制定、监督政策合理有效制定等;另一方面,它以真实民意自居影响政策制定,反对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诉求直接民主破坏政策制定程序,以非理性行为影响政策方案选择等。网络民粹主义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难以根除,只能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设法治体系、培育现代化公民、培养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长期的政策制定实践中实现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规范驯导。

治理网络谣言:网络社团的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网络谣言影响巨大,需要在反思其生成和传播机制的基础上探求治理之道。政府大力整治网络谣言,但存在辟谣速度缓慢、海量谣言辟谣繁难、专业谣言甄别困难、官方辟谣效果不佳、谣言处置简单粗暴等问题。网络社团作为网络空间的新生社会力量,在网络辟谣方面具有速度快、专业性强、长效防治、破除"塔西佗陷阱"和以科学说服网民等优势,同时,它也有助于促进政社关系良性互动、现代公民塑造、创造多元理性包容的舆论场域和积累社会资本等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治理变革转型时期,政府要积极引导网络社团发展,网络社团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最终通过政府和网络社团的合作共治网络谣言。

网络民粹主义:我国当前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民粹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里都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入信息时代后,互联网空间产生了网络民粹主义,它对我国当前政策制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积极方面,它注重政策制定中的公平正义性,强调公共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扶助,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消极方面,它替代真实民意来影响政策制定,反对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特别是反对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参与,强调直接民主,反对制度化、程序化的政策制定过程,以非理性行为的方式,压迫科学合理的政策方案选择等。因此,我们应客观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建设民主政治制度、构建法治体系和培育现代公民等措施来吸纳网络民粹主义对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消解其消极影响。

理解技术民族主义:集体记忆、身份认可与国际竞争——基于联想5G投票事件的观察

技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分支,其社会影响逐渐扩大。联想5G投票事件作为一个社会热点,折射出中国社会中技术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溯源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可知其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经历、民族发展诉求和全球化变迁下的产物。剖析联想投票事件这一案例可知,技不如人所遭受的民族性精神创伤形成的"集体记忆"、大众对引领国家发展的民族企业的"身份认可"、全球化进程中以技术为基石的"国家竞争",三者构成理解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关键维度。当技术成为中国崛起之基石,把握技术发展在开放与自主之间的平衡,才是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之途。

大数据技术发展背景下城市综合执法改革问题研究

目前,城市综合执法在实践中存在执法部门权限职责交叉重叠、部门间协调困难、执法力量配置不合理、执法手段不规范以及以罚代管等问题。大数据技术有助于提升城市综合执法部门的决策和沟通效率以及发现问题的能力,约束执法行为,优化执法人员配置,但也存在技术局限、推广成本及隐私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因此,合理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建立大数据平台,提升执法部门决策和沟通效率,预测和快速处理公共问题,监督和规范执法行为,优化人员配置和考核,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城市综合执法改革。

行政区划调整视角下寄治县发展的路径选择

寄治是一种行政治所和行政区域相分离的行政区划现象。目前,我国在辽宁省、河北省、河南省和新疆自治区等地仍然存在数量不多的寄治县。然而,随着县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寄治县这种行政治所与行政辖区相分离的情况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县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亟需厘清寄治县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促进寄治县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治理网络谣言:政府与网络社团的合作模式探析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过程中网络谣言也随之恣起,政府加强了互联网领域的治理,但其治谣也存在诸多问题。网络社团作为虚拟空间的新事物,它在网络辟谣方面具有速度快、专业性强、更为全面、科学理性和持久有效等优势,可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新生力量。以重要性和紧急性对网络谣言进行分类,政府和网络社团可形成"邀请合作"模式、"项目协作"模式、"委托代理"模式、"职能转移"模式四种合作模式,从而发挥二者各自辟谣优势。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当下,政府应转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思维,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关键,规范和引导网络社团发展,完善与其合作机制,最终通过政府与网络社团的良性互动有效治理网络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