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的国家治理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个人的生命安全成为核心关注点。疫情防控下的国家治理,需切实关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或对抗,形构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信任机制。从国家和个人(社会)两个视角出发,以行政改革促进抗击疫情中"自下而上"的联防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回应机制的建设,能够有效地在国家—个人之间建立起互信关系。现代国家唯有形成上下一体、有序统一的治理格局,才能有效应对疫情防控中的治理难题。

论霍布斯《利维坦》对现代政治秩序的理论构建及其缺陷

当代霍布斯研究中存在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专制主义之间的诸多争论,这些争论大多着力于霍布斯国家理论中的某一因素。霍布斯对现代政治秩序的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落脚点都是个人自由,《利维坦》最终要实现的,是具备政治秩序之下的个人自由,摆脱战争带来的政治混乱和无序,确立保护与服从的政治秩序。分析《利维坦》对现代政治秩序的构建逻辑,可以很好地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通过主权的绝对性来为现代个人自由奠基。区别于以政体为核心的古典政治学说,霍布斯以国家作为其政治学说的核心既是划时代的理论贡献,也存在着理论缺陷。

当代霍布斯研究方法综述

对于从事政治思想研究的人来说,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代的霍布斯研究,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推陈出新,但也难免纷繁复杂。主流而言,当代主要存在三种霍布斯研究方法:政治哲学的、语境主义的、借助经典文本阐述个人思想的。这三种研究方法不仅是霍布斯研究的经典方法,更获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任何想要深入霍布斯研究的人,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关注这些研究方法。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关注传统的霍布斯研究,主要是历史主义的;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得益于剑桥学派的重要贡献,正如日中天;借助经典文本阐述个人思想的方法则更多带有中国传统式的“六经注我”色彩。这三种研究方法都是综合性的,但也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扬长避短都是每一个霍布斯研究者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对霍布斯理论的研究,应该既从文本的逻辑推演出发,肯定其理论的创新性、独特性和经典性,也要回顾其概念产生的社会和知识语境,如此方能尽可能地靠近作者的本义,并为后人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烟草高产栽培技术

烟草高产栽培技术不仅是提高烟叶产量、促进烟农增收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烟叶的质量。因此,以烟草高产栽培技术为核心,从优选烟草品种、育苗、整理土地、移栽、大田管理、强化病虫害管理、打顶抹芽、采收烘烤等方面,对烟草高产栽培技术进行了简单介绍和探讨,以期为广大烟农烟草栽培效益提升提供借鉴。

国家必然中立吗?——从《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说起

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学说成为现代人理解国家存在意义的主要方式。施米特激烈批判这一点,并将之追溯到霍布斯思想中蕴含的利维坦死亡因素——内外之分。然而,施米特过度地解读了霍布斯。主权问题是现代政治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目的是带领人们走出混乱无序的战争状态,重塑有安全保障的个人自由。社会多元力量威胁着利维坦的生存,国家必须有明确裁断和强制力量才可能实现其存在的目的。唯一的区别是,霍布斯的国家不需要带有价值追求的色彩,看起来处于一种中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真正处于彻底中立的状态、不需要对价值作出裁断。

论霍布斯的代表概念

大多数人会关注到霍布斯的个人自由和现代主权,但极少有人关注到沟通二者之间的代表观。霍布斯开创先河地使用代表概念来作为其理论桥梁,以论证保护与服从的国家学说。霍布斯的代表是一种应17世纪英国商业社会来临而极具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为商业社会之下个人自由和现代国家构建了连通的政治基石。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主权意义上的代表,霍布斯的代表概念也很明显和现代代议政治的代表概念不同:作为代表的主权者必须整合作为一盘散沙的民众,以实现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政治认同——以人为本重塑现代国家概念

什么是国家?这是政治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现代国家大多是以民族为共同体构建起来的,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得以稳定存续的重要因素。国家概念中人口要素的本质,是理解和尊重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未来的国家概念,必然是在摒弃了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重构国族的概念,是一个尊重个人生存权、发展权和自由权为基础的国家概念。只有以人为本,保障个人的安全、维护个人的自由、促进个人的发展的国家,才能在根本上增强个人在情感上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增强人民在情感上对国家的归属感,进而重新焕发现代国家活力。

何为现代性危机——从阿伦特、施特劳斯、沃格林说起

现代性危机目前成为了西方学术界一个公认的命题,如何理解、解释和解决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却有不同的答案。阿伦特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来源于现代社会中权威的丧失,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只能着眼未来。施特劳斯试图寻找一种介于理性和精神之间的对立的解释,并探析这种解释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哲学思辨的色彩。沃格林从宗教的视角阐述了西方现代性危机,将西方现代性危机溯源到了中世纪的灵知主义,认为现代人的精神无所皈依才是危机的本质。要解决西方现代性危机,就必须思考其产生的根源,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以复古的心态看待现代性并不利于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消除,古代的经验和手段或许具有借鉴意义,却无法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直接适用于现代。因此,尊重和接纳不同的选择,或许是西方国家现代性危机可以得到解决的方案。

激情还是理性:霍布斯的新政治科学

霍布斯在《论公民》等著作中多次将其政治学说称为新政治科学。本文的关切是,什么是霍布斯新政治科学的基础,从而使得霍布斯能够称自己的思想为新政治科学?一般来说,对霍布斯新政治科学的阐释要么从语言入手,要么从修辞入手,从而更多地认为霍布斯新政治科学衍生自公民人文主义。本文则试图从“科学”这一新的视角入手来回答上述问题:什么是霍布斯的新政治科学,即霍布斯的新政治科学处于什么样的科学潮流中,试图寻找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秩序?霍布斯这一新政治科学的基础是激情还是理性?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需要将霍布斯置于17世纪的新科学潮流中,也需要回到霍布斯的文本。本文认为,霍布斯将理性和激情均看作其新政治科学的基础,并将自己的新政治科学奠基在新科学的方法和对和平的追求上,从而试图构建出具有确定性的政治秩序。

法律与神学——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思想基础

施米特认为霍布斯国家学说的核心枢纽是"保护与服从",这一点在《利维坦》一书中得到了确认。施米特看到了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政治-神学和政治-法律两重面相,并从政治-神学的面相上分析了利维坦死亡的本质原因:虽然构建利维坦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保护与服从,但是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霍布斯国家学说的政治-神学面相由于全面转向了政治-法律面相,进而失落。然而,施米特并没有很好地展开分析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政治-神学面相,也没有深入讨论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政治-法律面相。为了阐述保护与服从的国家学说,霍布斯不仅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其政治-神学面相,也从征服(普通法)的角度阐述了其政治-法律面相,政治-神学和政治-法律共同构成了霍布斯保护与服从学说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