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晚明小品

易学是晚明小品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晚明小品家的人生观、生活情趣，晚明小品理论强调小品短小、简易、新奇、独抒性灵、自然而然，皆直接或间接地吸取易学理论资源。晚明小品创作多方面受到易学的深刻影响。晚明小品兴盛也促进了易学的“小品”化。

解构经学与晚明文章的小品化

晚明时,小品兴盛,小品意识渗透到文章（广义散文,与韵文相对）各个方面,不少文章皆著染浓厚的小品色彩,是谓晚明文章的小品化。晚明不少文人观念上轻视经学,喜＂解构＂经学,更有甚者,有意辱没圣人和经典,将神圣的世俗化,严肃的戏谑化,高大的低小化。晚明文章的小品化首先是＂解构＂经学的结果,是经学的反动,是正统古文＂原道＂＂征圣＂＂宗经＂的反动,经学的独尊地位不动摇,＂异端＂思想便不可能大行其道,文章的小品化便无从谈起,便没有纯文学小品的相对独立性。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构＂经学,＂异端＂思想乘虚而入,也引起思想混乱。文章小品化,创作态度极不严肃,游戏笔墨,轻佻浅薄,多缺乏担当精神,文笔散漫,章法混乱,破坏了文体的法度规范,缺乏阳刚正气,缺乏正能量,文章的价值意义自然会大打折扣。

后出转精 嘉惠学林——评周明初、叶晔合著《全明词补编》

西汉拟骚之作是一种很特殊的创作现象,它一方面深受当时学术典籍传播的影响,同时又和当时辞赋的创作结合在一起。拟骚之作既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在文学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意义。拟骚之作为我们呈现了文学由文、学未分而渐分的一种演进方式。

晚明散曲漫议

明代散曲创作的大致分期；晚明散曲包括由明入清的遗民创作；晚明散曲充满烟霞气和自娱、玩世、悲苦的末世色彩，艺术上彻底雅化、程式化；晚明曲家多有一种“小品”意识，散曲也具“小品意味”。

明清游记概说

本文是对明清游记的概括评说。明清两代是游记文学的繁盛期，游记以记叙、写景为主，亦重议论、抒情，以散体为主，骈体次之，更多骈散相间者。体式多样，有日记体、书信体、随笔（笔记）体、题跋体、说体、序体及一些变体。题材内容丰富，可分山水记、园林记、寺观记、亭台楼阁记、风俗记等。多系列游记和长篇巨制，又多短小而有韵趣情味的“小品”。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可概括为绘画美、意境美和风格美。

还原:学术的气度与品格——评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

纵观学术史的发展,＂一代之学术＂〔1〕（P266）的产生,固然需要各种条件的因缘际会,而学者们自觉的学术史意识以及对学术方法的重视和探索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自2013年底开始,《文学遗产》已连续三期开辟专栏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反思与展望。各家或纵论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或比较内地与域外汉学异同,或就研究方法、目标等具体问题阐发高见,而宗旨则不约而同地指向一处,

论“子学精神”及其对“新子学”的启示意义

“子学精神”除叛逆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担当精神、和谐精神、自省精神、自律精神、宽容精神等,还可进一步概括为独立精神、乐观精神、执着精神、理性精神、仁爱精神、平等精神、经世济民精神、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等。“子学精神”是中国创造,为传统学术灵魂,历久而弥新。“子学精神”对“新子学”极具启示意义,“新子学”的学术使命就是提炼、阐发、传承、弘扬“子学精神”,适应新时代需要,响应时代新问题,复兴传统文化,建设理想社会。自主创新,不断超越,建构新的学术范式,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作新的探索,返本开新,继往开来。

论陆游晚年的“渔隐”诗

陆游晚年创作的诗歌占其存世诗歌的三分之二,其中“渔隐”诗多达100余首。这些“渔隐”诗按照内容可分为渔歌菱唱和渔翁垂钓两大类型。陆游的“渔隐”诗在艺术上对偶工整,诗句更加精炼;用典巧妙,诗歌内涵丰富;风格平淡质朴、含蓄隽永、清新雅致。究其原因,陆游“渔隐”诗受到了其家世、时代和自身经历、“渔隐”诗词传统、儒道思想等的影响。与同时代诗人范成大的“渔隐”诗相比较,陆游“渔隐”诗更显出他在仕隐之间的挣扎与矛盾。

“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

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皆有特定内涵,理解上因人而异。桐城"散文"派应称作桐城"古文"派更合适。"桐城派"倡导古文,但不完全排斥骈文、八股时文。"桐城派"首先是一个"学术"流派,应称作桐城"学派",这是其"原生态"内涵。姚鼐是站在学术立场创立"桐城派"的,仅将"桐城派"理解为"文学"流派,是"误读"了姚鼐,看轻了姚鼐,也看轻了"桐城派"。"桐城派"本无所谓"派",是姚鼐刻意拟构的,"桐城派"的历史也是"层累"地"追认"的历史。广义"桐城派"包括"桐城派"自身、"桐城派"的渊源和"后桐城派",狭义"桐城派"仅特指"桐城派"自身。界说"桐城派",应有内在规定性,"桐城派"的内质,就是用规范、正宗的古文阐发宣扬并践行程朱理学。

《古诗十九首》百年研究之总检讨

《古诗十九首》,是近百年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许多问题如作者、作年、主题、文学史地位等,至今还没有"定论",有必要系统梳理和检讨。东汉末年下层文人所作,梁启超以来,成为通行的主流观点,木斋教授则认为是建安时上层文人所作,这一"颠覆"性观点,值得学界重视并积极回应。"十九首"是原创还是拟作?是"代言"还是写实?是不是组诗?是单一主题还是多元主题?文学史地位究竟如何?仍需继续探讨,还应检讨"循环论证"等方法。

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

古人多以内容本位、技艺本位界说散文,是本体论,还有以作者本位、本原本位、功能本位界说散文,皆具"片面的深刻"。散文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形而上者是散文之道,是本质、精神和灵魂,形而下者是散文之艺(技、术),属于技术层面。散文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散文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实为不同的概念。散文不仅是纯粹的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多元的散文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应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视之。

近代词学师承论

词学师承是具体而微的词学史。常州词派的师承是近代词学师承的主线,张惠言是"祖师",周济是真正开宗立派者,张、周词学师承分两线发展,一线由谭献承继,同道有庄棫、叶衍兰,复传冯煦、徐珂、陈廷焯、叶恭绰等。一线由端木埰、王鹏运承继,复传况周颐、朱祖谋、文廷式、郑文焯,再传吴梅、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近代词学师承的学缘、血缘、业缘、地缘"关系"皆较明显。师承中,导师对弟子的词学崇尚、治词路径、成才自立皆有极大影响,优秀弟子也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近代词学师承多谨守"家法",偏于保守,对近代学术思想的贡献有限,但有"片面的深刻"。师承中所体现的"师道",对当下学者人格建设,对纯洁学术,极有借鉴意义。

王维“诗中有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诗中有画",是苏轼对王维《蓝田烟雨图》题诗的评价,后成为历代评价王维诗的重要命题。传播过程中,"诗中有画"说的内涵发生变化,已非"原生态",其中多误读,有"片面的深刻"。王维"诗中有画"之"诗"特指山水诗及部分田园诗,"画"主要指融入南宗禅意趣的文人"写意"画,是独特的"这一个",不应普泛化理解。"诗中有画"往往"遮蔽"了王维其他诗歌的特色和成就。

从新发现的96通书简看欧阳修的日常生活

日本学者新发现的96通书简,具体记述了欧阳修的交游、朋友间互赠礼物、宴请聚会、诗歌唱和等。其中最多的是疾病书写,欧阳修反复诉说自己的疾病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书简表现了中晚年欧阳修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记录了政事以外的日常生活细节,于琐、细、碎、小中见出伟大背后的凡俗。

柳永评价“热点”“盲点”透视

本文认为 ,柳永的人品既不卑鄙 ,也不高尚 ,他是世俗中人、性情中人。其词品与人品之间不能划等号 ,也不应以道德评价代替审美评价。柳词在历代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价值增减和变异 ,它被接受者积极或消极地“曲解”。应充分重视评价差异性的接受者因素。柳词在词史及文学史上的成就是由其“时效”价值和“历时”价值共同构成的 ,柳词的“俗”化在文学观念上有突破性的意义。柳词的文化史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文化、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成就和发展方向。应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 ,对其做出既合乎历史的。

论花间词在宋金元时的传播

本文消化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理论分析和评价花间词。花间词本为晚唐五代时香软柔美的“流行歌曲”，在宋、金、元的传播过程中，或显或隐，或增值或贬值，发生形象变异，与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审美风尚及个人审美趣味的差异皆有密切关系。南宋以后，花间词变为纯正文雅、可供诵读的抒情诗，地位得到观念上的提高。历代词人可以不同的标准创造性地接受、学习花间词。

“词中杜甫”说总检讨

"词中杜甫"说不是王国维的"专利",周邦彦不是唯一的"词中杜甫"。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宋词人还有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清词人则有陈维崧、蒋春霖、郑文焯等。宋人只以柳永比拟杜甫。"词中杜甫"说主要是清人推尊词体观念的体现,多是论者对所推崇词人的最高评价,实质上是为自己词学理论服务。"词中杜甫"的价值和地位多是"层累"地造就的,对其"身份确认"多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是基于目的性的主观价值评判,有"片面的深刻",但往往远离史实和原生态。不同时代的词论家有各自心目中的"词中杜甫"。此说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其中以辛弃疾、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合理性程度最高。应从不同角度综合评价此说。

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古代文学史教学应加强现实感、生活感、亲近感。在保证完成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课外内容。注重课堂教学中的“故事性”，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引导学生热爱乡邦文献。可与现当代文学结合起来，还可结合教师的生活经历，引导同学在旅游中学习，古代文学就“活”在当下，就在身边。努力从方方面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化被动为主动。同学们养成一种“爱好”，一种生活习惯，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学习，自然学得进去，事半而功倍。

跨界会通——论“新子学”的创新途径

方勇先生于2012年起倡导"新子学",强调"诸子会通"。会通即融会贯通,又称融通、汇通等,通行的"专科之学"往往局限于学科内,就子学论子学,难免片面,跨界会通乃"新子学"一大创新途径。"新子学"研究应跨越学科疆界,交叉、融合,互动认知,注重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似性、相通性。跨越时代疆界,古今贯通,"通古今之变",应有当下关怀,存旧统,更开新域。跨越不同学术路径,会通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子部与经、史、集部贯通。跨界会通,要求学者会通众学,通大义,识大体,作"大判断",得其全,成其大,走返本开新之路,弥合学术分裂。跨界研究,目的不在于"跨界"本身,而是会通创新,追求整体之学、大体之学,"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