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成绩、不足与建议

2013年以来,甘肃积极响应“一带一路”伟大倡议,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境外工程承包等方面止跌企稳回升,在搭建对外开放平台、积极推进互联互通、构建经贸对接平台和营销体系取得明显进步。但同时,甘肃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中面临诸多不足与挑战。未来甘肃需要巩固和发展外向型产业、构建服务型政府和提升营商环境、拓展思维和格局等,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美国极右翼暴力兴起的政治逻辑及发展趋势

近十余年来,美国国内以白人至上主义、反联邦政府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的极右翼暴力事件激增。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具有以“独狼”为袭击主体、以互联网为激进化平台、现役或退役军人参与比例高、袭击目标与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等特点。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政治逻辑:美国当前的国家大转型是宏观背景;右翼派别的分裂与极端化是中观机制;联邦政府对国内反恐关注不足以及共和党对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庇护态度为其兴起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拜登政府发布的首个国内反恐战略虽然充满雄心,但却面临重重挑战。未来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将长期存在,极右翼思想及其暴力偏好会不断渗透到主流社会之中,极右翼暴力活动与极左翼暴力活动恐将引发冲突螺旋,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与全球极右翼运动的联系愈趋紧密。

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历史演进

美国全球反恐行动已持续近十八年,理解当下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和未来走向离不开对美国反恐战略历史演进的梳理,而对三届政府反恐战略的比较则需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美国国家反恐战略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指导反恐的基本原则、预设的战略目标和实施的政策手段。对比分析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上一任政府持续收缩的全球反恐态势,具体表现为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更趋符合客观现实,"美国优先"的指导原则凸显了利己和激进的态度,预设的战略目标则相对具体和务实。在政策手段上,特朗普政府缩减反恐武力规模、减少外交关注和发展投入,但通过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以向外界传达其反恐的强硬态度。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反恐收缩战略进一步表现出美国对全球反恐行动感到疲乏且失去信心,并以此为由试图摆脱原有约束美国对外行为的一系列因素。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并不能使美国彻底摆脱全球反恐的尴尬境地,并将对全球反恐形势和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阿富汗和解进程:现状、原因与前景

自和平与重返社会方案实施以来,阿富汗政府尚未与塔利班领导层实现实质性的会谈。尽管在招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较大局限,和解现状堪忧。双方为谈判设定的条件悬殊、双方内部对和解的意见不一,以及国内外进程的影响是导致和谈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而和平与重返社会方案自身存在缺陷,也导致招安有所成就但局限明显。在基于实力对比与意愿的分析上,认为在双方实力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未来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仍会继续现有规模的冲突,真正和解的道路将漫长而曲折。

国际体系变迁、理性国家建设与恐怖主义浪潮的兴衰

四波恐怖主义浪潮构成现代恐怖主义历史的基本轮廓,但以伊斯兰极端主义为核心的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未有短期结束的迹象。剖析恐怖主义浪潮产生、延续和结束的兴衰规律,成为理解和预测第四波浪潮走向的依据。对于浪潮兴衰的解释需要结合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双重视角。国内恐怖主义的兴起是理性国家建设受挫带来的一种副产品,具有反对既有国家形态并追求新的国家建设模式的明确特征。恐怖主义浪潮则是一段时间内全球多国理性国家建设受挫,激进分子以极端暴力对抗多国类似的政治安排,意图实现相似政治目标的集体暴力实践。国际体系变迁带来权力格局和观念结构的变化,通过重塑主导性的国家形态、检验浪潮政治理念的可行性等,最终弱化浪潮中恐怖主义运动的动员能力,将全球发展阶段各异的恐怖活动纳入统一的衰退进程。在第四波浪潮中,大中东地区多国仍面临国家建设的多重挑战,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国际“圣战”动力减弱但寻求本土化目标的能量并未衰竭。当下国际体系仍在变迁之中,对第四波浪潮衰退的影响还未充分显现,第四波浪潮恐将持续。

“管控局势”: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的美国国际反恐战略

当前,全球恐怖主义正步入一个动能转换的新阶段。对此,拜登政府在加速大国竞争的同时,对美国的国际反恐战略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整——遵从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观,践行自利、高效和经济的现实主义理念,主张平衡国际反恐与大国竞争的关系;在接受恐怖主义长期存在的前提下,设置了管理与控制国际反恐形势的“上限”与“底线”。通过优先使用外交手段、精准调配军事力量、强化发展治理作用等政策调整,拜登政府试图为美国国际反恐战略铺设新的框架。然而,这一思路上的根本性转变,却无助于国际反恐局势的实质性改善,并将对中国安全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印度的克什米尔政策:从稳定优先到主权优先

自从独立以来,印度的克什米尔政策基本遵守稳定优先原则。为此,印度联邦政府在克什米尔地区只拥有国防、外交等有限的主权权力。这种政治安排维持了克什米尔地区的相对稳定,但也使得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进程缓慢甚或时有逆转。如今,在国内外政治环境比较适宜的情况下,印度联邦政府采取主权优先原则,试图变长痛为短痛,废除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对其进行联邦直辖。印度此举的战略意图既在于全面掌控和治理克什米尔、把克什米尔从领土争端地区打造为辐射中巴两国的前沿阵地、降低克什米尔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也是回应印度教民族主义和转移国内舆论对经济问题的批评。但是,此举也可能助长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干扰印度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甚至会恶化印巴关系和地区安全形势。

美国撤军后的中国对阿富汗政策：动因、挑战与前景

随着美国撤军进程的启动,由于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和对阿富汗问题的认知加深,并基于政治、经济、安全等考量,中国更积极地参与了阿富汗事务。中国的对阿政策整体上来说是成功的,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中国对阿投资面临较大风险,而且投资效果不佳。此外,积极参与阿富汗事务的中国有可能被迫卷入地缘政治博弈中。中国未来将会更积极地参与阿富汗事务,参与阿富汗事务的范围也将更广,中美可能在阿富汗问题上开展更多的合作。中国在参与阿富汗事务方面,除了更积极外,还应更加谨慎,避免过度卷入。

结构压力、资源动员与极端组织的攻击策略

结构压力和极端组织的资源动员是影响极端组织攻击策略选择和转变的主要因素。当结构压力较小时,在资源动员中,极端组织的框架建构限定了其动员的目标群体。当其架构叙事得到具体落实与实践时,能有效地吸引动员的目标群体。在实际参与中,社会关系网络与空间环境会影响其大规模动员的效果。不同的目标对象存在群体性社会与网络化社会两种社会关系网络基础,同时空间环境对动员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架构叙事和实践情况、社会关系网络与空间环境是影响极端组织大规模动员及其实力增长的主要因素,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充分予以解释。结构压力的增强会限制极端组织资源动员能力和攻击策略的选择。当结构压力出现实质性增强时,极端组织一般难以正面对抗,出于理性考虑,其最终会选择不对称策略。从极端组织的类型出发有助于理解复杂的极端主义现象。因此,在制定反恐策略时,需根据不同类型的极端组织,从影响其动员的各个环节进行处理与预防。

中国的宗教极端主义研究进展与问题

国内学者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定义,宗教、宗教政治化与宗教极端主义之间的关系,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宗教极端主义都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一些方面和国外仍有着一定差距,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历史、"圣战"思想及其渊源,以及中间主义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一些传统"定论"缺乏更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