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初事田园喜悦之嬗变探究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并未达到物我冥一的境界。自晋义熙元年(405)归田园始至义熙三年(407)创作《悲士不遇赋》,陶渊明便经历了初事田园的喜悦、壮志不得舒展的郁闷到凄郁的悲歌的心路历程。这一切都源于"先师遗训"的"士志于道"的教诲在他的心灵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陶渊明前期仕与隐矛盾心态解读

从陶渊明早期的作品中人们可以解读到他"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入桓玄幕及弃桓仕刘,都是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这正是他仕与隐矛盾心态的根源。正因为追求的执着,他的作品在荡漾着田园的清新的同时,更渗透着沉郁愤懑之气。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感受到他比其他田园诗人的伟大。

“士志于道”与中国文学精神的个性

中国有着"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恰因这一传统的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明才绽放着无限绚烂的魅力;恰因这一传统的卓尔不群,才使中国文学精神张扬着异于西方文学的特征——"气"之魂:或悲壮之气,或悲怨之气,这就是中国文学精神鲜明而坚强的个性。

陶渊明隐逸情绪及其现实意蕴阐释

陶渊明的的政治理想并非《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而是"仕而达,济天下"。"士志于道"是历代士人的主导精神,隐逸诗人多不能超然地融入田园山水恰是"士志于道"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现代生命观的重建。

吕不韦的政治理想及其悲剧

一代圣贤吕不韦对百家思想进行了优化整合,在《吕氏春秋》里对社会个体和共体建设提出了高屋建瓴的建议,编织出宏伟的"万民为主"、公平合理的帝国之梦。然功败垂成,中国历史上对诸子思想全面总结的唯一比较成功的尝试戛然而止,这不仅是吕氏个人之悲剧,更是民族之悲剧。其根源于政权的私有性质,彰显着中国文化的悲剧精神。

追求解脱中的苦痛心迹——陶渊明“遇火”后的园田诗探微

陶渊明园田诗饱含着诗人诸多的积郁与苦痛,特别是义熙四年的火灾使陶渊明完全走进了郁闷、苦痛的心理体验。《饮酒》组诗是他田园生活复杂、多重感受的记录。就火灾始至义熙十四年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前这一时段来说,诗人始终未能忘却"先师遗训",更未"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恰是这"未能达到",彰显出了陶渊明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真实及其人格的崇高与伟大。

元杂剧的文化生态浅析

空前的统一,剧作家"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杂剧演员与观众的积极接受与传播,使元杂剧短期内走向繁荣;由于繁荣的时段、所处的地域、开放的程度、民俗风格、文化传统、接受群体、政治环境等的不同,杂剧创作群体呈现不同的特色。

悲怨之气的律动——“士志于道”的另类抗争

道家的隐逸山水田园,其实是"士志于道"而不得通其道的另类抗争。仕与隐的冲突过程恰是多数隐士壮志难酬之下、倍感生命危急而以田园山水来转换视觉、感觉却欲罢不能的心路历程。社会阶级地位骤变的阵痛与贫困潦倒的窘迫,决定了庄周"重生"不能的凌空蹈虚和"逍遥"不得而充盈"悲怨"之气。庄周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个体的关怀,是"士志于道"的最高表现形式。

心理痛苦的最终解脱——陶渊明后期田园诗探究

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引发了陶渊明人生悲苦的不可抑制。恰由此始,陶渊明开始了向"物我冥一"的人生境界的嬗变。随着对刘宋政权的默然肯定,再加上诗人年岁的衰老、身体的病弱,逐渐地消褪着"先师遗训"的"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坦然地面对生命的终结,最终从心理痛苦中解脱出来。

陶诗精神的生态维度——与屈庄之比较

由于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社会思想生态及家庭境遇等方面的不同,陶渊明与屈原、庄周对社会的关怀表现迥异,他们的诗作具有不同的风格:屈原的诗作饱含悲着壮之气,庄周的作品充盈着悲怨之气,而陶渊明的则二者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