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际贸易中专利维权的制度差异:基于案例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国断路器企业的知识产权纠纷为案例,分析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保护制度差异。研究发现美国在进口环节设置的337调查作为一种准司法制度,有效弥补了专利司法保护国际贸易领域的缺点,其实质是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具有"防火墙"的功能。比较而言,中国针对专利侵权的行政保护力度弱,未能真正发挥对司法制度的补充作用,同时本土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缺少有针对性并行之有效的专利维权渠道。本文认为,在整体上提高我国专利行政保护力度的前提下,有必要针对国内和国际贸易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特点,构建有差异的专利行政保护体系。

实践中的“技科学”和作为一种方法的STS——中国社会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科学社会学分论坛”综述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学研究中的科技维度日益凸显。从默顿学派对科学家的关注,到爱丁堡学派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社会因素的研究,再到今天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多角度研究,科学社会学已经成长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自2013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设立＂科学社会学分论坛＂以来,分别以＂社会学视野中的科学与技术＂、

关于科学文化建设相关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五个方面思考科学文化建设的相关问题。本文认为,作为相对独立文化形态的科学文化和科学的建制化过程密切关联,科学建制是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载体。科学文化从观念形态走向行为规范和制度范式,往往需要通过成功推进科学进步的新组织、新制度得以展现,并因此形成重要的示范效应。科学文化是人类现代精神的重要方面,推进科学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的协同进化,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不同的科学建制化路径对科学文化建设有不同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塑造,科学家推进知识进步的集体实践,政治家的制度设计与利用政治力量对合理制度的强力推动,对科学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对科学后发国家而言,政治家和管理者对科学的态度和认知,往往对科学文化建设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专利技术价值体现的分析途径研究 以复合材料领域专利文献计量学分析为基础

本文从专利文献信息体现的专利技术价值的主客观性和这些专利文献信息的产生主体两个分类维度出发,提出了12个可用于分析专利技术价值体现的途径。并在复合材料领域专利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基础上,从3.5万件专利文献中,运用部分途径筛选出了12件具有较高专利技术价值体现的专利,对他们所具有的特点、价值体现和相关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实证角度对专利技术价值体现的分析途径进行了初步研究。

我国科技自立自强道路研究

进入新发展阶段,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我国科技自立自强道路的历史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为核心,坚持科技为民、尊重人才、改革创新等成功经验。面向未来,必须以系统观念统筹部署教育、科技、人才三方面工作,着力构建完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体系: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基点,以吸引聚集、自主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能力为基础,以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能力、创新文化价值引领能力为保障,加强科技安全治理能力和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能力。

政府资助引导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内在逻辑与未来挑战——基于联合基金的案例分析

政府资助在构建基础研究多渠道持续稳定投入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种特殊类型,联合基金在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等方面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学界对联合基金引导多元投入内在机理的研究有待深入。从“联合资助项目”到“联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工作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4个阶段,其功能定位、资助方式、制度安排等在各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联合基金引导多元投入的内在逻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合基金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经费来源、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功能扩展;二是联合基金在合作的基本前提、内在动力和平台保障等层面促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多元投入主体的优势互补。联合基金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实现了“应用目标—科学问题—资金投入—科研力量”的高效、精准对接。面向未来,联合基金面临着协调统一管理与个性化需求的挑战、塑造适应其特点的管理制度的挑战、突破投入主体“公”与“私”界限的挑战,仍需进一步改革创新。

STS的传统、特质与未来——“对话STS”(Talking STS)系列访谈述评

STS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以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联为研究对象。当前,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其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趋势更加凸显出STS的重要价值。2018年,《参与科学技术与社会》(Engaging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发表了“对话STS”(Talking STS)系列访谈。这一访谈是2016年爱丁堡大学科学元勘小组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汇集了13位STS前沿学者的真知灼见。本文对“对话STS”访谈中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重点议题进行梳理,从STS的学术传统、STS与科学技术关系的演变、STS的跨学科性与碎片化、STS学科化的前景、STS的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对不同受访者的观点进行考察与分析。最后,对中国的STS研究进行反思与展望。

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创立及其对传统科研体制的变革

国家科学基金制的建立对中国科研体制改革和科学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的前身,1982-1985年试行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从科研经费拨款与管理制度、科研组织模式、项目评审制度等方面深刻地变革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传统科研体制,为NSFC的正式成立奠定了思想、人才和制度基础。2022年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行40周年,也是深入推进新时期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对这段历史的追本溯源和深刻反思能够为当前科学基金的相关工作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合作态势与发展策略

[目的 /意义]"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瞩目,也给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科学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方法 /过程]文章对1978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学论文合作进行科学计量学和文本分析,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学科和机构共3个合作层次进行计量和图谱分析。[结果 /结论 ]研究发现(1)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合作逐渐由地理位置较近的相对先进国家,如新俄印等,转向中亚及欧洲地区、周边发展中国家;(2)学科间合作由物理学科转向电子电气工程、材料等学科为主,并且环境科学、生物医学及社会科学等成为新的合作热点;(3)国内以中科院和研究型大学为主,合作机构集中在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的科研院校,与其他沿线国家机构合作相对较少。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加强与沿线国家科学合作的对策建议。

高校产学知识转移制度化过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加快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政策,以激发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切实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创新政策落实滞后、困难和政策失灵等情况。本文尝试构建“创新政策制度化”概念,分析创新政策认知、转化、重构和行动等环节,并从兼容性、收益性和关键行动者三个维度研究创新政策制度化的过程。结合对“双一流”高校的实证调研,分析创新政策改革方向与关键行动者实际诉求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政策未来的改革方向。

政府支持科学的制度探索——NSF与NSFC创立的比较研究

自创立以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在两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科技体制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NSF和NSFC分别成立于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之下,对二者的创立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一方面,NSF和NSFC都创生于两国科研体制转型的关键阶段,是政府支持科学的制度探索;另一方面,二者在政策提议的主体、希望解决的问题以及共识塑造中的结盟和争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是两国深层社会结构的折射。总的来说,NSF和NSFC的成立分别表现出“理念先行”和“实践先行”的特点,各自在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下构建了国家支持科学的新途径,深刻地改变了政府与科学的关系。“政府如何支持科学”这一命题不仅是NSF和NSFC创立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各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并表现出新的内涵和特征。面对科学这一没有止境的前沿,中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社会各界在理论和实践中共同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

科学文化与后发追赶国家的科学体制化——基于日本的案例

日本是成功的科学后发追赶国家。从科学文化启蒙与科学建制化伴生共变的关系出发,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进行历史考察发现,拥有共同价值选择的政治家与启蒙思想家协同推进了科学教育体制化和科学文化建设,是日本科学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文化前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如何更好地引导基础研究多元投入?

优化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结构、加快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是当前我国科技事业的重点工作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撬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有重要作用,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引导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主要途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的成功探索。然而,一方面,目前联合基金合作方只限于具有"国有"性质的部门、机构和企业,尚未扩展到"私营"企业等主体;另一方面,联合基金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未能充分体现联合基金"合作投资"的内在属性。基于此,建议联合基金在管理理念上突破"公"与"私"的界限,实现向公共私营合作制(PPP)模式的转变;同时,设立相对独立的"联合基金管理中心",完善适应联合基金性质的治理体系和管理机制,并完善符合联合基金特点的评审标准和成果利用机制。此外,在新发展阶段,需要破解国家科学基金长期未能接受社会捐赠这一问题。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是"公益信托"行为的分析为基础,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建议应首先赋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法合规地接受社会捐赠的资格和身份,并成立"中国科学基金公益信托中心",以突破现有制度障碍,推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接受社会捐赠。

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制度基础的变革——历程、特征与挑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伴随着科技创新体系制度基础的变革,探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制度基础变革的历程、特征及其挑战,有助于继承、发扬以往改革实践的历史经验,理解当下中国科技创新体系面临的挑战,把握未来中国科技创新体系改革的方向。本文从三个阶段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制度基础形成和变革的历史,总结了制度基础变革的特征与实践经验,并从防止旧体制复归、增强探索新道路的能力、全面认识市场体制的深刻内涵和塑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体系等方面探讨了深化改革可能面临的挑战。

关于新时代公民科学素质的再思考

不论是人类发展的新时代还是中国发展的新时代,都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赋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新的使命。在深入剖析新时代重要特征及其对公民科学素质新要求的基础上,从内容扩展、结构调整和重心转移三个方面对公民科学素质概念进行系统反思,提出新时代公民科学素质的概念应从"科学"适度扩展到"科学技术",应把科学文化素质、创新文化素质纳入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结构之中,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工作重心应进一步向体现新时代特点和要求的"能力"转移。进而探讨了改进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和服务体系的新思路和新举措,提出应建立适应新时代要求和激励不断进阶的新基准体系,并改进相应测评方法,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目标-路径"联动的服务体系和行动体系。

学术评价破“五唯”与科学共同体的责任

“五唯”是我国学术评价过度依赖量化数据的概括性表述,也是当前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中难以破解的顽疾。立足于学术评价的不确定性特征及其风险,厘清同行评议的重要性以及同行专家的地位与责任,能够为学术评价改革提供一种有效的思考视角。我国学术评价“五唯”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科学共同体的“权力”让渡,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学术评价与科研资源分配的过度绑定,而同行专家负责任的意识以及水平不足,进一步为“权力”让渡留下了空间,由此引发学术评价中“行政干预学术”、量化指标主导等不良后果。当前,构建“负责任”的评价体系、推动学术评价多主体协同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责任与边界,将资源分配权进行必要下放,同时逐级明确责任主体及其使命,使负责任的同行拥有学术评价的实质性权力,以防止责权的错位以及不合理的“权力”让渡。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若干亟待分析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的科学观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五四运动又赋予"科学"和"民主"新的内涵。这一历史过程与陈独秀的科学观及其演变有密切关系。五四运动百年之后回顾陈独秀的科学观,可以发现其对近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但学界对此的反思多有不足。本文考察了陈独秀科学观的演进过程,重点分析五四运动对陈独秀科学观转变的重要影响。本文认为陈独秀的科学观具有符号化、人格化、政治化的阶段性特征,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科学观在一定意义上形塑了现代中国处理科学与政治关系的逻辑与策略。

张存浩:“追光人”也是发光的人

张存浩,1928年2月23日出生于天津,祖籍山东无棣,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从事催化、火箭推进剂、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学等研究。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工系,1950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