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

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这一原则 ,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特色”。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一“中国特色”的合理性问题 ,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入手 ,论证了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是限制功能和保障价值 ,指出了罪刑法定的“中国特色”体现的是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 ,造成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 ,故应予纠正 ,还罪刑法定原则的本来面目。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政法学院、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上海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联合举办的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于2009年11月27～28日在上海政法学院召开。会议主题是：“瓶颈突破与前景展望”，指导思想是：总结交流试点省、市、区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和特色；找出试点中存在的带有共性的突出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探讨与社区矫正工作相关的理论问题．推动社区矫正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完善；扩大对社区矫正的宣传和影响。会议议题分述如下：

我国社区矫正之现状与评析

社区矫正指倾注全社会力量,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即所谓不需要监禁(指罪行比较轻微、不致危害社会)或不再需要继续监禁(在狱中表现较好、已够保释条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人员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论新时期高校“全员育人”的困境及对策

新时期建设高水平大学要求我们以学生为本、强化意识、创新机制、切实把"全员育人"落到实处,全面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这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

我国社区矫正队伍专业化建设探究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基层工作人员的身份是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这种配置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和问题。从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必要的分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司法所工作性质的差异和社区矫正工作的长远发展来看,司法助理员不适合承担社区矫正工作。我们需要建立相对独立、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通过确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准入标准,建立岗位级别和专业职称以及与工作性质相匹配的考核制度,适当考虑工作人员的分工和强度,完善非执法人员的招募和聘用制度,同时确保社区矫正执法者具有必要的强制执行权。

电子监控在我国社区矫正管理中的运用与优化

随着社区矫正的推进和深入发展,如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违规违法行为的预防和行踪的掌控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尝试GPS定位手机系统的运用,特别是对配合《刑法修正案(八)》"禁止令"的实施具有应用价值。但是GPS定位手机系统仅仅属于"知悉"层面,无关"控制"层面。如何防止他人替代被监管人员输入信息或者被监管人与终端脱离,甚至是根本已经再犯,是这套GPS定位手机系统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借鉴域外经验,立足我国社区矫正试行实际,尝试电子监控(电子脚镯)试点,提升监管的实效性,同时需要与其他处遇措施搭配使用,这些将成为未来社区矫正监管的重点和难点,需要我们予以积极应对。

行刑社会化的内涵构成及实施载体

行刑社会化是指相对于以隔离、封闭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监狱管理模式而言,对罪犯提供一系列帮助促成其重新适应社会生活并以健康心态复归社会的社会系统工程。行刑社会化的内容包括狱内行刑社会化与狱外行刑社会化:对前者最重要的是分级累进处遇;对后者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正制度。

我国社区矫正中“公益劳动”的转向——基于英国社区服务令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纳入刑法,标志着对社区矫正在立法上的确认。但是,作为我国社区矫正的重要方式和内容之一的"公益劳动",存在着表述不清、定位不准、力度不强等问题。英国社区服务令制度颇具特色,其优质引进和实践改革势在必行。

关于研究式教学方法的思考

如何有效地推进法学教学方式的改革和创新已成为法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在对国内外高校教学方法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开展研究式教学的具体措施和应注意的问题,以期推进高校的研究性教学。

学校教育对免费师范生教育信仰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师范大学2007、2008级免费师范生为例

该项研究引入教育信仰描述免费师范生从教意愿,采用问卷和访谈法。该调查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探讨了北师大免费师范生的教育信仰问题,对免费师范生进行了年级和专业的横向比较,及其高考后到目前的纵向比较探讨。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我校免费师范生的教育信仰情况乐观,且不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2)学校教育方面,本研究发现免费师范生随年级增长对课程和师资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提高,接着进一步调查分析免费师范生报考动机和当前想法,得出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因素和校园氛围影响免费师范生们对从事教师职业的信念愈加坚定的结论。最后,对树立免费师范生的教育信仰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刑事政策概念辩析

刑事政策,是国家政权机构创制而由国家与社会多重力量加以实践,针对犯罪和相关行为及其行为人,由法律和社会诸多手段协调组成的,旨在控制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的策略与方案的系统。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应当是控制犯罪。刑事政策的决策主体只能是国家政权力量,但是,刑事政策的执行并不排斥甚至需要社会团体乃至公民个人的协同配合。刑事政策的客体,不仅针对行为,而且针对有关行为人。

“缓刑执行不是刑罚执行”辩——兼与屈学武教授商榷

长期以来,"缓刑执行不是刑罚执行"的观点根深蒂固。但是从刑罚定义出发,缓刑应属于刑罚的类别,缓刑的执行是刑罚执行;从完善缓刑制度出发,需要考虑对我国缓刑标准的重新设定,缓刑负担的适当增加。与之相适应,缓刑人员应称为"社区服刑人员"而非"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矫正中需体现刑罚惩罚功能,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社区矫正执法机构和队伍。

对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思考

我国刑事被害人获得补偿的权利一直没有法律与制度化的保障,有悖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对陷入困境的被害人的关怀,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理想的状况是,当被害人不能获得赔偿时,应该有可靠的司法救济途径。从我国现状来看,寻求适合我国的刑事被害补偿的途径和方案是我国目前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对我国假释模式的检讨与改进

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假释模式具有两大优点可资借鉴:假释的标准细化详尽且具有可操作性,假释决定机构的职责规范且专业性强。应结合现阶段国情,矫正我国现行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如假释的评判标准缺乏科学性、现行减刑办法影响了假释的适用、假释决定机构的功能缺失。改进我国的假释制度,可以考虑增设假释前的调查、增设假释听证会、充实假释监督考察的内容、促进执行机构的建设和人员素质的提高,将假释风险置于可控制的范围。

贫困大学生的成因与对策思考

1989年出台了高等教育收费政策,贫困大学生随着收费制度产生;1999年高教收费快速增长,贫困大学生随着收费增长而增多。我们要采取多种措施,“输血”“、造血”兼施,真正解决贫困大学生问题。

网络社会视野下的青少年犯罪

网络生活正成为青少年犯罪的温床与土壤。网络以其隐蔽性、开放性、自由性对现代青少年的文化模式、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应当坚持“德法并举,技术为辅”的原则,构建“网络和谐社会”,为青少年打造“数字化乐园”与“信息化净土”。

论我国社区矫正基层管理机构的创新——基于对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调研

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基层执行机构在运作中呈现诸多弊端。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司法局结合本县实际,大胆创新,率先建立了县级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实体执法部门。这是对司法所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执法力度不足的强化,便于统筹规划、统一指挥、统一执法。天台县司法局通过整合资源,将执法管辖区域与乡镇行政区划适当分离,在县域范围内组建了五个执法中队,将社区矫正工作从司法所中分离出来,纯化工作队伍,实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人、专职、专业化管理,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高校校园暴力犯罪诱因解析及防范

近年来高校校园暴力犯罪日趋严重,对家庭、高校造成压力,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分析高校校园暴力犯罪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解决高校校园暴力犯罪问题的前提。

正视生命,匡正刑罚,慎用死刑——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自1983年开展“严打”斗争以来,我国死刑立法规模急剧膨胀,适用总量居高不下,因而有必要对死刑适用总量、范围、对象进行合理控制。以贯彻“少杀”方针,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