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兑废稿“兑”字新探

敦煌文献中有一千余份“兑废稿”,其中六百余份写卷中标有“兑”及相关文字。“兑”等文字是纸张存在错误需要报废的标志。“兑”类文字大量出现在佛教抄经经页上,是佛教抄经活动的产物。将它们还置到佛教抄经流程和制度设计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兑”是“脱”的省写,是负责验收抄经的校阅者在发现和确认经卷存在错误后,在经卷上给装潢者标识的指示性符号,意为让装潢者将有错误的经页从经卷中“脱下”

神龙初册封罽宾考

《新唐书·罽宾传》中关于"神龙初册封罽宾王"的记载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根据对《新唐书》记载的辨析,可以确认此处文字应该可信;并且,开元十九年蔡景撰写的《述二大德行迹》记载中宗初年僧人义紭确曾作为使团成员前往罽宾,由此亦可确认中宗神龙初年前后罽宾曾遣使唐廷通报事务,而中宗随后派出使团前往罽宾进行册封.神龙初前后,罽宾的遣使与其国内王位更迭有关,同时可能也与当时谢䫻王国以及白衣大食的军事进攻有关.

從崇佛到限佛:唐僧義紭及其經歷的兩個時代(武后—中宗、睿宗—玄宗)

唐蔡景撰寫的《述二大德道行記》記敍了唐僧義紭近六十年(672—731)的經歷。這是佛教急劇發展變化的六十年,期間佛教在武后和中宗的推動下,發展到鼎盛,而隨後又在玄宗時代遭到了全面抑制。對佛教發展來説,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義紭的行記記録了他所經歷的這兩個時代中的重要事迹,幾乎涉及了當時帝國佛教發展過程中的所有時代變革。他既見證了武后中宗時期的佛教大發展,也遭遇了玄宗限佛的浪潮。

慧琳所见《往五天竺国传》研究

唐开元时期新罗僧慧超撰写的《往五天竺国传》早已佚失,但因被保存在敦煌藏经洞,故得以于20世纪初再次被发现;也因其传记标题、作者姓名以及一些词汇曾被慧琳编入《一切经音义》,所以才能被伯希和等人识别出来。慧琳所摘词汇,是研究《往五天竺国传》的关键线索。这些词汇,既有与敦煌本相合者,也有词义相合而文字有异者,更有超出敦煌本者。对慧琳所摘词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敦煌本《往五天竺国传》的内容及性质,也有益于深化对慧琳所见三卷本《往五天竺国传》之内容、篇幅以及形成过程的认识。

中古时期五台山信仰的传播路径考——以中古时期的五台山“巡礼”和“化现故事”为中心

南北朝以降,五台山逐渐成为文殊菩萨道场,也成为了东亚佛教世界中的重要信仰中心。五台山信仰最初只是流布在五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性信仰,而到了中晚唐时期,则发展成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信仰。这一信仰的扩展过程,更多是层累的造成。这一过程中,巡礼僧的传播主体作用,口头、文本、图像等的传播媒介作用,长安、洛阳在传播路线上的中心地位,都值得重视。藉此,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中古时期五台山信仰从区域性信仰发展为全国性乃至国际性信仰过程中的传播阶段和路径。

敦煌本P.3618V《秋吟》初探

《秋吟》系僧人化缘所用唱本,之前敦煌文献中共发现四本,即P.3618、S.5572、P.2704V和P.4980等。最新发现的两本《秋吟》,内容一详一略,都抄写在P.3618卷背。这两本《秋吟》的使用者是离开本居寺院而在丝路之上行走的游方僧。它们虽然都有缺略,但却保存了之前发现的诸本《秋吟》所不具有的表演环节,可以增进我们对丝路上游方僧的境遇和应对措施的认知。并且在表演环节和叙事文词方面,它们和卷子正面抄写的《秋吟》形成了很好的互补,显示出了抄写者的设计意图。

页码的诞生:中国古籍上的页码及其使用

“页码”是现代书籍中最不起眼,但又最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不过,这种要素并非随书籍出现而出现。中国书籍中最早具有部分页码功能的可能是简册时代的“简号”,但简号与页码又有很大差别,使用也不广泛。纸质时代后的最初数百年中,中国书籍的主要形态是卷轴,但卷轴却没有使用过任何页码符号。较多使用页码的是梵夹装,但数量也不是很大。雕版印刷时代,中国书籍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页码。这应该是中国书籍独立产生的页码,与同一时期西方书籍上的页码没有关联。普及后,页码对书籍的阅读和利用产生了深层次影响。但和西方页码系统相比,中国自主产生的书籍页码系统有一定缺陷。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引入,中国书籍上的页码系统逐渐被取代。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考釋——兼論日本古抄本《高僧傳》卷五異文現象

因具有補遺、校勘等方面的重大價值,日本古抄本一切經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2015年,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研究所”公佈了日本金剛寺、七寺藏古抄本《高僧傳》卷五,其中《釋道安傳》與刊本多有不同,尤爲明顯者即傳中所録習鑿齒《與釋道安書》。《與釋道安書》是東晉名士習鑿齒爲邀請釋道安來東晉宣揚佛法而寫。就傳世文獻而言,此信有兩個版本即梁僧祐《弘明集》收録本和梁慧皎《高僧傳》收録本。

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沙彌的學習與培養——以佛典的學習與閲讀爲中心

沙彌是僧團的重要成員,他們的學習和培養決定了僧團的未來發展。沙彌的培養和閲讀可以分爲一般的文化教育和專門的佛事教育。其中,佛事教育是沙彌階段所接受的主要學習内容。而佛事教育又可以分爲戒律學習和佛經的學習。敦煌文獻中存在著比較豐富的反映沙彌學習和培養情況的材料。限於篇幅,本文則重點討論吐蕃歸義軍時期敦煌沙彌對佛經的學習。佛律中規定,沙彌當有兩位師父,[1]但中國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義浄曾批評中國的剃度制度,其中言及剃度之時沙彌的依止情況“既蒙落髮,遂乃權依一師”。[2]敦煌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可能還會更糟糕一些,P.6005《釋門帖諸寺綱管令夏安居帖》載:“應管僧尼沙彌及沙彌尼,並令安居,住寺依止,從師進業修習,三時禮懺”,又載“諸寺僧尼數内沙彌,或未有請依止”,可見原則上所有沙彌及沙彌尼都要有依止師,但也存在著尚未有依止師的情形。不過,無論如何,依止師和寺學一樣,構成了沙彌受具前的主要學習嚮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沙彌的文化成長。

敦煌寫本學研究的新進展——鄭阿財《敦煌寫本高僧因緣記及相關文獻校注與研究》述評

隨著敦煌文獻刊佈的日漸完備,敦煌學研究的主要困境已不再是對材料的佔有與公佈,而是對文獻如何進行更深層次的發掘和研究。這種研究趨勢,也被學者稱爲敦煌學的轉型。自21世紀初以來,已有不少學者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來寫本學視角下的探索成果非常顯著。近幾年,鄭阿財先生提出“寫本原生態理論”,將寫本學運用到具體研究當中。2020年6月鄭先生出版的《敦煌寫本高僧因緣記及相關文獻校注與研究》就是一本以“寫本原生態理論”爲指導、深入開展寫本學研究的力作。

中古時期永康城中的佛教景觀——以新出新建寺石燈柱爲中心

城市與山林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空間,存在着兩種外貌迥異的運行形態。就宗教方面來説,學界很早就開始關注山林宗教,其後又漸漸引出與山林相反相成的“都市宗教”。因爲很多文人留下了吟詠山林的詩文,所以據以展開的討論尤以文學類爲多。近來,以魏斌先生爲代表的學者開始系統地關注山林的歷史意義,所獲頗豐。相比之下,城市之於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長安、建康、洛陽等大型城市,而對寺院總體數量更多、影響人群更大的地方性城市,尤其是縣一級的城市,關注者相對較少。

中古時期敦煌漢傳佛教僧團的宗派意識

漢傳佛教的宗派性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要問題。關於宗之有無、派之界定,一個多世紀以來仍衆説紛紜,莫衷一是,但在争論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一些界定標準,比如教義學説、法統譜系、所依教典、祖師崇拜、教團組織、制法儀軌、專屬寺院、外在制度、派系鬥争等等。

敦煌本《圣地游记述》再研究

俄藏敦煌文书ДX.234《圣地游记述》之前被推定为唐初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但从写本书法、重要用词以及记事风格来看,此写本绝非《中天竺国行记》,而是5世纪中后叶的作品,并且很可能是目前所知抄写年代最早的西域游记。此写本内容极其简略,只记载经行线路和圣迹分布,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实用色彩。综合来看,该写本近乎流水账式的极简风格,应是游记作者或后来整理者有意为之,很可能是为当时西行求法之人准备的简明指南手册。北宋初年官方派遣的求法僧团也曾使用过类似的、同样只记载西行路线的S.388《西天路竟一本》,这反映出自南北朝早期至北宋初年,这种简明指南手册一直为西行求法僧所使用。

跨越时空寻找敦煌

1900年6月22日,封藏近900年的藏经洞再次被开启,这是敦煌文献流散世界的开始,也是敦煌学成为世界学问的开始,更是我国学者满世界寻找敦煌的开始。荣新江的《满世界寻找敦煌》展现了近代以来敦煌文献的流散史,以及中国学人百余年间对敦煌的艰苦追寻,读来给人以启迪。

五代宋初丝路上游方僧的境遇与应对——以敦煌本“乞衣类”《秋吟》为中心

游方僧是晚唐五代宋初活跃于丝路上的特殊团体,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西行印度求法和巡礼佛教圣迹。行路万里,其间会遇到种种境遇,为维系生存,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敦煌文献中的“乞衣”类《秋吟》很可能是五代宋初西行求法僧带至敦煌的,反映了丝路上游方僧的生活形态,对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应对措施有一定价值。

响堂山唐代双束碑复原研究

北响堂山顶部西天宫殿殿门石柱碑现在虽被分做两侧门柱,但实际上是一国内罕见的双束碑。其规格、形制等都与岱岳双束碑非常接近。此碑对于了解北齐以后响堂山的历史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虽然此石柱碑早已残损,但无论从其形制与规格,还是历史与文物价值等角度来看,它都称得上是"响堂山第一碑"。

无名僧人的名山事业:中古时期僧人的日常抄经与校勘活动

敦煌藏经洞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当时寺院僧人日常所用之物,站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处理敦煌文献,则可以对数量庞大的佛教文献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进行深层次发掘。S.102是一件抄有《梵网经》等传世佛教戒律的写本,其上保存了十分丰富的校勘痕迹,以及一份记录此写本艰辛校勘过程的后记。此写本对揭示敦煌乃至整个中古时期僧人抄经、校经、读经等一整套围绕佛教经典展开的日常修行活动极具价值。

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众居家原因——兼论唐后期寺众居家现象出现原因

敦煌僧众＂居家过活＂被视为敦煌佛教世俗化的重要表现,关于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李正宇等先生认为源于吐蕃佛教等原因,但这实际上是过于突出敦煌的独特性了。当将整个唐帝国后期的佛教发展纳入考虑范围,便会发现居家并非敦煌一地独有的现象,诸如山东等地亦是如此。多地出现僧人居家现象,实际上是僧团严重膨胀、寺院经济衰退,以及地方僧众与世俗家庭关系不曾分割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一首新破解的敦煌回文诗——S.3046性质新考

S.3046历来被视为"随手杂写",但实际上却是一首设计别出心裁的回文诗。这首回文诗既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唯识宗和禅宗发展的产物,也是敦煌佛教徒受唐代文人习作杂体诗风气浸染而创作出的作品。回文诗作者与书者将回文形态、僧诗内容与个人宗教信仰巧妙结合在一起,使这首诗成为敦煌杂体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同时,此件回文诗的发现对我们认知敦煌地区诗人的知识构成、文人情趣及时代风尚等也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综述

2015年10月24-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中心、徽学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合办的“第四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35位学者围绕中国古代官文书学的界定与分类、官文书的实际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