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化助力腾冲“一地三熟”模式应用策略分析

腾冲烟粮油“一地三熟”模式协同发展,充实钱袋子、守护米袋子、灌满油瓶子。加快烟粮油“一地三熟”模式集成技术推广应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文章围绕烟粮油“一地三熟”模式生产环节进行解析,加强产学研推用联合攻关和部门联动发展,实现烟粮油“一地三熟”模式“有机可用”“有好机可用”,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溯源

通过考古材料及文献分析,认为古氐羌始居于中国西北,源于属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相继发展的齐家文化的"西戎"民族集团,并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南下、西进、再南下,到达了中国西南地区,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源头。

南诏国境内的金齿诸蛮

有唐一代,南诏国境内的百越系民族被记为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棠魔蛮、茫蛮、白衣等,其共源于汉晋时期的鸠僚;主要分布于南诏国的永昌、开南、镇西、银生节度等辖境内。现有研究多从其源流与分布、文化等进行过梳理和分析,但由于其研究视角使然,对南诏时期金齿诸蛮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关系等方面尚有拓展的空间。此外,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金齿诸蛮随着其社会、经济、文化、手工业等的发展,已以特殊的方式对自我进行了表征,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随着南诏国势力向西、向南的不断扩展,金齿诸蛮等百越系民族渐次纳入南诏国治下,成为南诏国战时的重要倚重力量,并成为南诏西南门户的守卫者。南诏时期金齿诸蛮的民族关系具有多元特点:与南诏国的关系主要表现于政治方面;与濮人系民族、氐羌系民族等杂处,民族关系密切;金齿诸蛮等百越系民族分布区是南诏国与古中印半岛往来的重要交通孔道,加之与古中印半岛多民族同源之故,使其与骠国等域外民族亦有了密切联系。

白马氐与白马羌辩

白马氐与白马羌是汉晋时期西南地区较为重要的氐羌系统民族。对于其族属源流的研究学术界尚存不同意见。比较分析诸家观点,详考其族属历史典藉,可得出结论:白马氐与白马羌一属氐,一为羌,其发展流向各异,不能混而为一。

云南百濮考——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民族源流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云南古代三大民族系统包括氐羌、百越和百濮。但对有关史籍和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云南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世居于云南西南部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苞满"和"闽濮",此"濮"非江汉之南的"百濮",后以"苞满"和"闽濮"为主发展成为了今天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三个民族。而云南古代被称为"百濮"系统的民族实则是西周末年江汉之濮为楚所逼不断南迁的濮人,其后大部分与百越系统民族融合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中国西南乌蛮史研究与反思

乌蛮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一个上承氐羌系昆明、叟等民族,下启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的重要族群。对乌蛮史作系统、全面、细致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西南各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乌蛮族属、源流、分布、发展等方面,对乌蛮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的探讨显得较为薄弱,对乌蛮民族发展的关联性关注不够,其研究方法和视阈尚需改进,因此对中国西南乌蛮史作一个全面、系统的细致研究实为必要。

论档案的合作编研

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 ,作为深层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重要方式的合作编研 ,其方式、内容及价值远超旧时之编纂。它力图以新的思维方式 ,激发档案编研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立体开发档案信息 ,成为编研社会化的必由之路。

隋唐时期乌蛮的民族关系

由氐羌系民族的昆明人、叟人等发展而来的乌蛮在隋唐时处于吐蕃以东、大渡河以南,与唐和吐蕃关系密切。有隋一代,乌蛮的民族关系主要体现于隋朝征服与管理乌蛮等政治关系方面。迨至唐代,随着唐与吐蕃关系的变化,对乌蛮的治理成为唐朝对吐蕃关系调整与发展的重要筹码。这一时期,南诏乌蛮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与唐蕃的政治关系表现为颇具时代特点的"三角关系"——根据情势发展,或役于唐廷,或附于吐蕃。从乌蛮内部来看,处于唐、蕃、南诏相连地区的部分乌蛮——东蛮,甚至出现了层级更多的民族关系。通过战争、朝贡、赏赐、民间交流等途径,乌蛮与唐朝内地的经济、文化关系得以强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乌蛮与同源于氐、羌系的白蛮、乌蛮别种等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方面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逐步加强了对百越系和濮人系民族的政治统治与管理。随着对古中南半岛的骠国等的战争和统治的展开,乌蛮与骠人等外域民族的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关系也得以发展。

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研究成果较多,总体上看,一是研究重点多为对单一的氐族和羌族历史的考释,而对整个西南地区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研究不多;二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不同,对史料的解读不一,导致了观点各异、分歧较大,且对氐羌、氐、羌的释义及其相互关系等最基本的问题没有人作过相对完整的探讨;三是研究视角单一,学者们大多从历史文献着眼,对现代的一些民族学调查资料、考古学材料、遗传学资料重视不够。

濮、越民族考——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文章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对濮、越进行了探讨,认为濮、越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后由于历史原因,濮人不断向西、南、西南迁徙,到达了我国西南地区,与部分越人错居杂处,魏晋以后濮、越皆被称为僚,最后越人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族,而濮人除部分融合于越系、氐羌系民族外,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现代的仡佬族。

旅游人类学视阈下丽江纳西族档案价值探究

档案是一种遗产。纳西族文化档案化与纳西族档案在丽江旅游中的价值既是民族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旅游人类学家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论文基于民族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在结合旅游人类学中景观符号、遗产怀旧、宗教朝圣、艺术审美、文化变迁、舞台真实、博物馆旅游等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得出了纳西族档案在旅游中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符号价值、怀旧价值、宗教价值和美学价值。明确旅游人类学视阈下纳西族档案价值之所在,一方面可以拓展民族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和创新研究视阈,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在大旅游背景下对纳西族档案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理论支撑,而这也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南诏时期的寻传蛮

寻传蛮源于氐羌民族,属乌蛮种类;唐时为南诏所统,居于南诏国境之西,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一带,与氐羌民族的裸形蛮和百越民族的金齿关系紧密。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过着狩猎的游猎生活,尚处于缓慢发展的原始社会。由于记载寻传蛮的文献不多,从人类学的视阈来检视南诏时期寻传蛮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对乌蛮史的研究提供民族学资料解读方面的范式,而且也可以推进南诏国史研究的新向度。

南诏时期的磨些蛮

汉晋时期的摩沙夷至唐代被记为磨些蛮,其除分布于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至昌明地区,西达金沙江上游两岸广大地域外,还南下至洱海以东的宾居地区,部分被迁到永昌和拓东地区。有关磨些蛮生产生活习俗、经济、文化等文献的人类学解读,可以看到彼时的磨些蛮既保持着氐羌民族的某些特征,又由于与他族的融合和交流而呈现出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特点。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磨些蛮与吐蕃及蕃人的关系比之与南诏或唐廷的来说更为密切,加之与同源的白蛮、施蛮、顺蛮、东蛮、松外蛮等错居杂处,使其民族关系具有多元复杂的特征,虽然其内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但已朝着单一民族的方向发展。

南诏时期的乌蛮

乌蛮是南诏时期西南地区人数众多的民族之一,其源于汉晋时期的昆明、叟、摩沙等民族。其时,乌蛮正处于融合、分化的发展进程中,除了被记为乌蛮外,还从中分化发展出了施蛮、顺蛮、独锦蛮、和蛮、徙莫袛蛮、锅锉蛮、寻传蛮和裸形蛮等乌蛮"别种"。这一时期的乌蛮主要分布于北至大渡河以南、东至黔西、南抵永昌、西达澜沧江以西的广大地域范围内,与唐朝、吐蕃关系密切。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阈来看,这一时期分布在不同区域的乌蛮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差异明显,与白蛮、金齿、扑子蛮等民族关系密切,与古代中南半岛的许多外域民族发生了直接联系。此外,南诏国的局部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奠定了基础,作为南诏国主体民族之一的乌蛮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其时中国民族关系的焦点之一。

南诏时期的和蛮

最早见载于《尚书》中的和夷源于西北氐羌系民族。汉以降,少见于文献记载,但到了南诏时期被记称为"和蛮"。从其族属源流来看,南诏时期的和蛮虽源于和夷,但也属于南诏国境内之乌蛮别种。南诏时期对和蛮记载的不多,一方面说明汉族史家对和蛮的认识不够深入和全面;另一方面说明其时和蛮处于南诏治下,与南诏国境内其他被统治民族一起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前南诏时期,和蛮分为东、西两大片但其居地其实是相连的。南诏立国后,所有和蛮均处于其治下,大部分聚居于开南(银生)节度、通海都督辖境内,部分仍不断南迁,形成今日和蛮之后裔——哈尼族跨境而居之势。虽然南诏时期部分和蛮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其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和蛮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民族关系也较为纷繁复杂。

唐宋时期的徙莫祗蛮

唐代的徙莫祗蛮源于汉晋时期的氐羌系民族,初为唐所属,置于唐初所设的弄栋节度,后为南诏所并,聚居于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后随着南诏的扩张而不断向东向南发展。到大理国时期,以徙莫祗蛮后裔自杞人为主体,建立了独立于大理国的地方政权自杞国。以往对徙莫祗蛮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源流、族属方面,从多视角多层面对其民族关系、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揭示和研究不够。作为从氐羌系民族中不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支,唐宋时期的徙莫祗蛮正经历着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发展阶段。探究这一过程,将有益于乌蛮民族历史,乃至于西南民族史之研究。

《云南机务抄黄》及其价值探析

《云南机务抄黄》是云南最早的档案文献汇编 ,所录制敕之文 ,多为明王朝平云南后对云南的经营和措置 ,是研究明初云南全境之重要史料 。

察古知今,泽被后世--评中国少数民族史的最新力著《中国彝族通史》

2012年11月，王天玺、张鑫昌主编的《中国彝族通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是书全面、系统、立体地阐述了中国彝族的发展历史，观点新颖、材料繁富、论据充分，对彝族历史的研究可谓精、深、透。是书之出版，丰富了中国民族史的内容。

区域民族通史研究的新力作——评《中国西南民族通史》

2015年9月，《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西南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创新团队的最新力作，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属我国首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通史。《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由王文光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倾力完成，其研究时段上起先秦时期，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主要论述了中国西南民族的起源、形成及其发展历程，研究了中国西南民族的族属源流、政区设置、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社会发展、民族关系等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