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吗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人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新就新在第一次从生产领域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在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本质时,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但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讨论社会主义本质,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属干什么范畴的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构成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以及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政治、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实现了从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破除原则先行的传统思维方式,确立了尊重现实生活的哲学思维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将以往被动承受的思维方式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完成了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

论邓小平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

论邓小平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段保君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论述实质上已经触及到邓小平理论的功利性问题。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实质上是利己主义。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当家...

也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理想和现实

道德在人类历史上不具有终极的、原动力的意义。任何道德都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不可超越性决定了道德必须在“此在”状态下实现自己的构造,但是道德又不会在历史的发展中实现自然提升,它需要道德理想的拉力,道德的进步就是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升华的。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再把某种永恒正义和终极本体作为根本原则,而是把坚持真理和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和任务结合起来,从基本国情出发,从党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出发,从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出发,去寻求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方向。突出了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的主体价值选择,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终的归宿,深刻地体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无产阶级功利性特征。

变化了的形势与永远不变的政治本色——关于“一国两制”新形势下政治理论教育的思考

“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使我国的政制体制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法律的形式在我国的合法化将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崭新的课题,从驻港部队的第一代官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履行着党和人民赋于的神圣使命的那一刻起,这个问题也就成为站在“一国两制”融汇口上的当代军人必须正视的问题。

从凯恩斯主义的兴衰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二十世纪30年代,终于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就是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强调国家干预的理论,这一理论的问世,不仅开辟了宏观经济理论,而且使资本主义摆脱了周期性的经济大危机,并带来了二战后资本主义20年的经济繁荣.为此,凯恩斯主义被誉为一场革命.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新的经济问题——滞胀的出现,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于是有人宣布“凯恩斯的铜像已倒”.后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虽然力图维护和发展这一理论,但它毕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一个经济理论的兴衰无不反映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因此,分析凯恩斯主义的兴衰史,对于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市场经济与道德形而上学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利益为动因的经济体制;而道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功利的超越,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则和道德本质的追求,那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与道德理想发生冲突,二律背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社会的发展既是历史的发展,又是对理想的追求,市场经济的不可超越性决定了道德必须经过一番磨砺,方能提升自己,道德进步就是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只有既立足于现实,同时又坚持对道德形而上学的理想追求,不断对现实道德进行批判,道德建设才会不断接近自己的真理。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

究竟怎样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关于公有制的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得较多的话题。笔者认为。

邓小平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鲜明特色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一点已被人们广泛地注意并论及了,而这个理论所包含的功利性,则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系统的论述.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实际上已经触及到邓小平的理论的功利性问题.功利主义作为系统的哲学伦理学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