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下的法治:梁启超法治主义的憧憬与幻灭

梁启超的法治主义,是一种法政主张,以及促进中国近代民主与法治发展洪流产生的进步思想。梁启超的法治主义在中西方思想文化体系中穿行,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法治主义,是承载反专制思维和意识的法治主义,也是最终改弦更张地从反专制到求开明专制的法治主义。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也可称为“人治下的法治”,本质上希望通过行人治的方式,实现一种训政下的法治;通过强势政治人物的法治意识觉醒以及威权统治手段,来实行法治;通过建立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运行体制机制,达到威权统治和保障人民权利并重的法政局面。人治下的法治,是一种美好的过渡时期的法治设想,也是一种美好的政治设想,只不过,这样一条法治主义之路,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走得通。

法治教育的协同保障与中国实践

法治教育是一种协同教育,强调法治教育的协同性并对这一协同过程进行有机保障,可促进法治教育目标和效果达到预期。推进法治教育的政治保障,意味着具有政治内蕴的法治教育的建立;通过普法责任制的有效确立,形成有组织的法治教育常态;需要特定的法治教育工作队伍知晓、认同和维护法治教育的特定属性和价值关系;需要构建和法治教育协同格局相适应的经济保障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和加强法治教育的协同保障能力,就是通过引导、组织、投入、协调和配置等过程,使得法治教育这一全面依法治国子系统工程发挥更好的实践功用。新时代法治教育的协同保障,既是高质量教育体系不断构建和发展的体现,也是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的彰显,更是法治教育中国实践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耳穴压豆联合电刺激、手法推拿治疗腹型肥胖型产后腹直肌分离的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耳穴压豆联合电刺激、手法推拿治疗腹型肥胖型产后腹直肌分离的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盆底与产后康复中心门诊收治的82例腹型肥胖型产后腹直肌分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1例。对照组采用电刺激和手法推拿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耳穴压豆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腹直肌分离距离、腹围、体质量指数、疼痛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4)。治疗前,两组腹直肌分离距离、腹围、体质量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腹直肌分离距离、腹围及体质量指数均小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VAS评分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耳穴压豆联合电刺激、手法推拿治疗腹型肥胖型产后腹直肌分离的效果较好,可缩小腹直肌分离距离、腹围,降低体质量指数,减轻疼痛,且安全性较高。

现代性视角:法治的“魅”与“祛魅”

现代化的理想构建已将现代性的情景场域嵌入到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和逻辑之中,法律和现代似乎要成为一对兄弟彼此相依。从法律制度而言,它依托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进行了重建,民主、自由、权利、宪政等现代性话语已经呈现出了一种知识状态。现代性一方面要继续生根,另一方面对现代性所产生的困境又无所适从。在构建法治的过程中,法治成为了一种知识霸权,而这种知识本身还没有被构建的时候却已将周围摧毁。现代性陷入了一个"无己"的陷阱之中。我们在为"现代性"进行解构的同时,也必将对其进行"祛魅",即将现代性的危机视之为合法性的危机,现代性的困境也注定了我们要为法律及法治的发展找寻一条合理的进路。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再生产——以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

科学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其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再转型。在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应特别注意其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则是这种合法性资源再生产的保障,并是此合法性的重要维度之一。所谓普世价值之争的关键不在于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普世价值,而在于我们必须确立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从而为人类的法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论权力应是公权力

权力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之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将权力限定在社会关系之中。权力是社会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是一方社会主体所拥有的,对其它社会主体的强制性支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使得后者服从前者的意志。权力具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三种形态,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属性。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从法权概念到法权逻辑——中国法权研究评析与展望

法权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混乱的名词和概念,较少上升为一个上位概念的法权。在英文文献中,还没有一个与汉语法权完全对应的单词。是一个既不完全相同于权力,更不完全等同于权利的概念。不从权力和权利的互动和辩证关系中理解法权,则无法建立一种法权逻辑。法权逻辑是指对法权关系进行重新安排的一种思维、理念,并循着这种思维和理念,对中国的法理论、法制度进行重新梳理、厘定和建构的过程。对于法权来说,一种新的法权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维度,其一是公权的建设和规范,其二是私权的维护和保障。这两个方面的维度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法权逻辑。法权逻辑的重新确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较大意义。

胡锦涛法律思想初探(上篇)

胡锦涛法律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到了法理、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国际法。这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法律智慧的结晶,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邓小平法律思想、江泽民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崭新成果。上篇对胡锦涛的法理、宪法、行政法思想进行了梳理。

和谐权利论

国家和社会的分野是权利定义的一个难以跨越的话语背景。权利除了国家属性之外还具有社会属性,而且权利的社会属性要深远于其国家属性。国家不能将社会的全部领域进行覆盖,更不能将社会自有的功能给予剥削和占领,社会不能成为国家的附庸。和谐社会包含四个方面的权利和谐。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既要关注、借鉴和吸收其它国家的权利发展模式,更要立足于本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权利发展的和谐之路径。

胡锦涛法律思想初探(下篇)

胡锦涛法律思想是对邓小平法律思想、江泽民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方法和论断,内容丰富,涉及到了法理、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国际法,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法律智慧的结晶,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崭新成果。下篇主要是就胡锦涛刑法、民商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国际法等思想进行了梳理。

论新闻与法治之携手力量与契合价值

新闻事业是社会民主的集中体现之一,也是实现社会民主的渠道之一。新闻事业是人民民主的事业,它更应该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紧密相联。新闻报道不能游离于宪法和法律之外。新闻报道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论与表达形式,是具有限定性的,这种限定性在法律层面来说,是新闻报道应该具有合乎法律性。新闻媒体往往成为舆论的发起者、传播者,甚至成为舆论的导向者,掌握了巨大的能量和软力量。不管是不是将新闻舆论当作除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新闻媒体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力的主体。新闻为中国梦的实现构筑了舆论力量,法治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力量。

论私权是人权的一种基础

权利本质上是个人的利益与资格。由于它在根本上是私人性质的,故简称为私权。私权反映的是人类的基本需求,私权使得人的主体性地位增强,私权体现出了一种权利至上的理念,私权行使过程中要求树立的主体地位平等等原则,造就了确立人权而所要求的核心价值。

谈效果历史中的转型中国法治——以一种中国化的视角

从效果历史的角度来看法治的发展过程,如果仅仅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只有历史考据学的分析,则法治的发展史会变成一部"死史",并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提供更多的有意义的解读和借鉴。探究转型中国社会中的法治及其问题,应该先明白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的转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或清算了西方理论在中国自由生长的脉搏。作为解释者,必须从所在的不同于以往的环境、思维、地位、文化、经济、政治等出发,按照已有的"成见"作出处境和视域的融合。这些成见是"中国化"的成见。

论"动物不是物"的法理基础

从生命的起源上来看,动物和人都是作为地球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将动物看作客体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 法律上的表现,而在推行环保主义、生态主义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今天,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不仅仅是法 律做出的技术改良,更是一种构建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全新中国法理念。

中国农村改革的法理逻辑: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国有化改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曾经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该制度面临着很多现实局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依照中国国情改造为具有国有化自物权属性的物权,既可以将其自身问题连同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虚置的问题一并解决,又可以摆脱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模糊的困扰,使农民的土地上权利得以精确界定,从而有利于资源的有效率利用,有利于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地物权制度。

和谐指向下的人权入宪之解析

人权入宪更多的是针对国家而言,辨析的是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人权入宪对以往存在的不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清扫,是将"以人为本"法治化的一种表达。人权入宪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以及任务进行总体布局与深度考量,将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彰显。在国家价值观上树立了一个可以与最大范围内的世界各国进行协商、对话和交流的概念性平台,使得中国加入各种人权国际公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在和谐世界的创造与本国人权保护之间,寻找着内在合力的关联。

竞争与和谐——和谐社会里的竞争概念解读

竞争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成为市场社会的主要运行机制,成为日益深入人心的重要观念。竞争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和谐社会并不排斥竞争。和谐社会里不仅离不开竞争,反而更加需要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已经不是竞争最初开始阶段的内涵,在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后,竞争概念的内涵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

建国初期私权利的历史变化与现实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对承载着私权利内容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尊重、保护与发展,是探索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调动"私"的因素,是承认和赋予私权利的具体表现。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革命过程中,对于私权利的挤压与剥夺,并不是对社会客体的一种摧毁,而是一种维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重新尊重与赋予社会主体应有的私权利,也并不是一种回归纠错,它还是一种维新。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民福祉的增加而载入史册,并为未来提供生活的历史范例与现实启迪。

建国以来公权力及其体制的历史变化与现实启示

权力过分集中政治体制在新中国出现,是复杂因素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党将权力高度集中的做法,在国家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和社会发展还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是必需和合理的。不过,国家体制和制度的建设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政治体制改革以消除政治体制弊端,完善政治体制结构形式为目的,属于政治文明建设的范畴,主要内容和公权力的规制有关,是执政党主动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自我进步和发展。党主动进行体制上的纠错和改革,体现了党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探索本领、政治胸怀和领导能力。有了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方略的产生和实践,使得"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了更好依托,使得"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有了更强保障。

法社会学的观察:论制度下的研究生盲评漏洞与弥补

经济效益往往会成为学院在大学的生存状态体现,办班招生是学院改善生活的方式,能否拿到学位是"官学不误"的原因和目的。盲审事关法官研究生毕业和多方的利益,其运作机理和西方陌生人社会机制虽不尽相同,但"匿名性"往往会赋予评审导师很大的客观公正性。而对抗或者规避盲审程序的最好办法不是实体证明而是从程序上不参加盲审。高等教育过程中由于存在一些制度不足或缺失——姑且称之为"漏洞",以及少数职业相关者制度精神的萎靡,导致高等教育整个工程环节中一些"教育商品"出现,这与教育目的、宗旨、精神相违背。保密法的立法者没有预计到"秘密"也会用作获取某种"商品化"利益的工具。知识可能成为一种不被相信品质的商品。教育的崇高性和知识的实践性在部分场域里成为一种拿来交换的产物,在满足自己私欲的同时,损害着社会的公益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