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两国立宪史之共性分析

立宪史的比较研究占据宪法研究的重要地位。因为它能够通过国别的空间维度和历史的时间维度之间纵横交错的比较和对比,从而深入把握民主政治的运行规律。中国和法国是亚洲和欧洲颇具代表性的大国,其在立宪史上表现出不少相似特征,对比分析两国的立宪史,无疑对中国现今的宪政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紧急行政权

面对社会不断出现的自然灾害和政治危机等紧急现象，紧急行政权已经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紧急行政权是当代社会应对公共危机所必不可少的手段，紧急行政权的构建和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合理的机制。在这一机制的调整下，紧急行政权才能发挥其有效的作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超越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政统和道统相互博弈的社会,二者都希望将对方驯服。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下,代表道统的知识分子要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抱负,必定会遭遇诸多的现实壁垒。知识分子依据自己对于现实政治和后世名声的判断决定自己对于政治的用舍行藏和出处辞受,从而形成了自己对于政权的依附性,但是这种依附性不是没有限度的。正是在现实政权面前对于自己超越精神的坚持,使知识分子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内在超越精神,从而使他们在遭遇政治挫折时能够有一方可以退守安宁的精神净土。

论青年权益专项保障立法的加强

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通过立法保障青年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强青年的维权意识和能力,有利于有效化解社会内部矛盾,有利于进一步营造青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有利于推进青年工作的法制化进程。尽快制定《青年权益保障条例》,促进青年健康发展,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现实的个人”视野中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和公平无法统一起来,这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科学中的“斯芬克斯之迷”。其实,效率和公平的对立来源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性人预设不能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人。按照唯物史观“现实的个人”之人本维度,效率在终极意义上是个人能力(创造性)的发展和发挥,公平在其终极意义上是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发挥的前提条件和保障,两者是历史地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制度设计。

慧能佛性论与马克思早期人性论之比较

在西方,人性问题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各种文化制度都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而建立;在东方,佛性,即人性在佛教思想上的体现,也是各种佛教宗派借以建立自己思想的基础。马克思的早期人性论思想与慧能的佛性论思想除了历史背景、具体内容和最终旨趣等方面的差异之外,在一般的思维方式,甚至某些细微的层面上,却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甚至相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宏观层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禅宗思想作为拥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文化传统,至今也仍在细微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学理上厘清二者在某些问题上的相同点和差异,对于批判继承慧能的佛性论思想,是不无裨益的。

慧能佛性论与马克思人性论之比较

马克思的人性论思想和慧能的佛性论思想除了历史背景、具体内容和最终旨趣等方面的差异之外，在一般的思维方式，甚至某些细微的层面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甚至相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在宏观层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禅宗思想作为拥有良好群众基础的文化传统，至今也仍在细微地影响着人们生活。

《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自由思想的深层意蕴解析

学界在论及恩格斯的自由思想时,通常将重点集中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对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思想上,即"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对必然性的认识越深入、全面,人类就越能按照自己的意图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这样理解恩格斯的自由思想,既窄化和僵化了其思想内涵,又不符合恩格斯本人的创作初衷。因而有必要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入手,阐述两者之间被遮蔽的深层关系,并以此为起点,深入、全面地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自由的思想内涵。

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

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探讨自由问题,不仅扬弃了自由的抽象性,使其具有科学的内涵,也揭示了自由本质上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是"现实的个人"走向"自由个性"的过程,是"自由个性"的生成过程,还揭示了实现自由的社会历史条件。

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福利社会化

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延伸至社会福利领域,市民社会主要以民间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正在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民间组织的参与不但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而且由于自身的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特点更能贴近人民群众,更能使社会福利政策得以有效的开展和实施,促进社会福利朝着社会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