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法第三条看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之一,由宪法第三条所确立。宪法第三条民主集中制条款的实质是我国的权力分配条款,蕴含了"民主→集中→分工"的权力运行方式和权力统一的前提下对权力进行按类别划分从而具体分工的权力分配方式。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纵向权力关系,其活动在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原则之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是民主集中制法治化的一部分,民主集中制的法治化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充分条件。

黄色交通信号灯的法律性质及其救济

交通标识主要有指示性、警告性和禁令性标识三类。指示性标识与警告性标识对人的效果一般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禁令性标识则属于单方行政法律行为。黄色交通信号灯是种特殊的交通标识,在域外一般是禁令性标识,但在我国则根据对法律的不同理解,特定情况下可以分别被视作警告性标识和禁令性标识。法律性质的不同导致救济方式不同。因黄色交通信号灯而造成的侵权,相对人一般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在国家赔偿方面,由于黄色交通信号灯的法律性质未定,因此存在一定的难度。

移交之后:“托幼一体化”中的国家义务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治理与移交工作,使学前教育领域的普惠性原则从立法与规范性文件中的规范表达成为现实,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但随着少子化的冲击,作为治理与移交政策产物的“民转公”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临生存危机,此时需要国家履行治理与移交的嗣后责任。推进此二类幼儿园向“托幼一体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幼儿园对抗少子化风险的能力,其本质是国家加大托位供给,履行给付义务。“托幼一体化”离不开法治保障,但整合立法不能一蹴而就。可通过摸底排查、指导转型、财政支持等举措,促使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在“民转公”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内实现“物理”融合,进而奠定“托幼一体化”的法治基础。

论我国生态扶贫研究的范式转型

生态扶贫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具体方式之一,也是国家扶贫任务的组成部分,在扶贫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现有的关于生态扶贫的研究的程度却与其重要性不成正比,并且研究范式过于单一.该文旨在通过论述现有研究范式的不足,通过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分析生态扶贫的内涵,构建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生态扶贫研究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探索生态扶贫研究范式的其他可能的拓展空间.图4,参18.

当代大学生依法维权的思考

近年来,大学生维权现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其参与的维权活动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困难。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维权活动理应依法展开。站在法治的视角,从为什么维权、维什么权和怎么维权三方面入手,阐述了大学生维权的必要性、维权的重点内容和维权的方式方法等问题,在分析中结合大学生、学生会、高校三者间的关系,以求为大学生依法维权提供新的路径。

权益保障视角下的自主选择:改革“职普分流”的理据与路径

高中阶段普职规模大体相当的“职普分流”政策在执行中由于容易引发教育焦虑情绪而备受社会关注。通过文献梳理和调查研究可知,焦虑情绪主要原因之一是“职普分流”政策中针对不同教育类型的自主选择权保障不充分。基于权益保障的视角,可以发现尽管该政策的执行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形式上的合法性,但遮蔽了公众自主选择权减损的事实。为此,需要平衡自主选择权与公众的社会义务,调整和分配各种利益关系,扩大公众的教育自主选择空间,从“职普分流”转型为“职普融通”。

“互联网+”与生态扶贫之因应

生态扶贫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具体方式之一,也是国家扶贫工程的组成部分,在扶贫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互联网+"战略则是当前国家力推的经济发展战略。本文旨在通过论述"互联网+"对公共管理带来的变革,及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审视生态扶贫,探讨"互联网+"给生态扶贫工作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对生态扶贫如何应对"互联网+"战略提出对策与建议。

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正确道路。但在国际社会上却对“中国道路”存在种种曲解与误读,表明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传播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肩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核心目标是要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道路的伟大成就、独特性和世界意义。要从宏观上夯实中国道路的实践表达,从中观上完善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表达体系,从微观上研拟具体的构建路径。

调控与助推:政策变迁中的利益兼顾及其路径选择——以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为例

在公共政策变迁中,规制活动因涉及复杂利害关系而面临执行难的挑战,影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及其规制活动是观察这一现象的典型视角。从实践中移交规制的具体范围与形式可以分析出其为一种产生征收法律效果的行为,涉及相对人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及衍生性利益,产生了复杂的利害关系,并且这些利益形成于政策变迁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移交具有正当性,但合理性因素与普惠性政策之间的冲突给规制活动带来挑战。助推型规制基于对利害关系的有效调控,既充分考量各利害关系方的利益诉求,又通过增加选择空间的方式促使规制对象合作,有助于应对挑战,实现政策预设的目标。

党政合设、合署的历史演进、时代价值与实现路径——基于最佳性考量的视角

党政合设、合署的组织形式是我国党政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从实践层面看,在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中,蕴含了追求效率的最佳性考量。但从理论层面看,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尚不足以阐释党政合设、合署的实践。因此,从理论上也呼唤最佳性考量。将最佳性考量运用于党政合设、合署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有助于坚持党的领导,推进行政组织最佳设置;有助于贯彻党的意志,保证行政任务最佳履行;有助于落实党的宗旨,实现最佳行政法治建设。行政法在对党政合设、合署实践进行回应时需要运用最佳性考量,秉持中国立场,并贯彻于理论创新和制度完善,促进改革的推进。

论党的政治建设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统领作用——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观点与方法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对包括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内的各项建设具有统领作用。党内法规是法治与党建的交叉领域,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观点与方法,可以辨析党的政治建设所具有的规范意蕴,及其与党内法规制度在权威性、安定性、合目的性、可预测性和强制性等方面的契合关系,进而证成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具有必然性。党的政治建设通过在党内法规的制定中贯穿政治标准实现在实体法层面的统领作用,而完善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健全程序性党内法规、贯彻领导干部责任制,从而实现在党内法规执行中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则是有效建设路径。

建设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的意义、困境与完善路径

党和国家决定在社会组织中设置功能型党支部是一项制度性安排,是在社会组织中贯彻党的意志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举措,是确保社会组织正确发展方向的有力保障,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有效方法。但在实践中面临着法律依据不充分、组织保障不强和党建能力不足的问题。对此,建议强化党内组织法规与社会组织法律法规的衔接,填补法律依据空白,运用激励型政策工具增进社会组织的党建保障力度,借由党性教育提升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的自身建设能力,实现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的健康发展。

党建的规制功能及其法制完善——以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为例

地方公共行政的实践中,民政部门在社会组织年检中要求其成立功能型党支部的政策,具有党建与行政的双重任务属性。双重任务揭示了党建作为一种规制工具的实现路径,体现了党建的规制功能。然而,在实践中却因其双重任务的特质导致党建规制功能面临着法律依据不充分的障碍,其本质是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的组织法问题。对此可以从法律构造和法律续造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建议在国家法律层面制定《社会组织法》,并设置党组织条款。在党内法规层面修改《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第5条,使创新党支部形式多样化。进而使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从国家法律到党内法规到地方性党内规范性文件获得完整的法规范依据。

鲜明实践品格和磅礴实践伟力——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要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性、政治性、人民性、正义性、统筹性、实践性、创新性等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具备的理论特征。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性就体现在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完全符合中国国情、聚焦解决中国问题,具备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司法权的引入

环境公益诉讼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已被纳入我国的具体诉讼制度,但是环境行政部门是否具有原告资格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尝试从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出发,论证环境行政部门具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合理性,以及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与限制。并以此为视角,探讨行政行为中引入司法权的可能性。

域外选区划分基本内容刍论

选区是直接选举的基本单位,选区划分则是保障选举正常开展的基本技术与制度。合理的选区划分制度必然包括选区划分主体、客体、依据、原则和程序等基本内容。通过对域外选区划分基本内容的把握,有助于我国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中选区划分工作的进步与完善。

论行政合同的行政行为属性

通过厘清行政合同的概念和考察行政行为的范围,有助于认定行政合同的行政行为属性。且《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这部规范行政行为的政府规章,首次在立法上使用"行政合同",并有专节规范之,为行政合同的行政行为属性提供了规范依据。

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诱导行为的算法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经由算法产生的互联网诱导行为已成普遍现象,其负外部性效应愈发显现,具有法律规制的迫切性。这种负外部性效应的本质是纯粹算法中立,即不加限制的算法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由于算法的应用,促使人工智能与互联网诱导行为产生关联,并因其公共属性,使得该风险具有公法风险的特点。因此,算法规制的法正当性,主要是对纯粹算法中立的修正,包含公益优先和文化引导两方面。在传统命令控制型规制存在权利保障疑虑的情况下,基于国家担保责任的兜底,元规制理论下的自我规制有助于改善和提高规制的绩效;并通过算法技术计算公共利益的限度,保障规制活动始终受到法律的拘束。

论分配行政视域下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包含教育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利益关系人在内,全社会都格外关注的议题,但实践中也存在着对教育公平的不同认知。通过相关典型案例可知,不同认知的成因在于公益与私益分离基础上,实体教育公平无法有效调控和平衡其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而分配行政的理念有助于实现以调控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实体教育公平。同时,以教育法典编纂为契机,借助其体系化功能,可将分配行政的理念贯彻其中,为调控和平衡利益关系的实体教育公平提供体系化保障。

政策变迁中公益牺牲与社会义务之调适——以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变迁中由于涉及对私主体财产权的拘束而执行困难,并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情形,在实践中屡有发生。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就集中反映了此类问题。由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原所有者财产权之取得具有长期的政策背景,而产权移交又涉及其权利减损,进而出现政策执行困难。究其原因,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产生的特别牺牲,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之间存在冲突。前者的不可期待性与后者的可期待性之间界限模糊。调控与助推理念的适用有助于调适二者的关系,促使利益调控成为行政法的基本任务之一,进而建构以比例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和溯及力标准为主要内容的调适标准,使公共利益维护和私人利益保障之间尽可能平衡,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