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子来自吐鲁番 经书落水在信度河 从取经发起者玄奘到配角唐僧

《西游记》实际取材于玄奘的真实故事，而记载玄奘故事的书籍一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传主是玄奘；二是《大唐西域记》，作者是玄奘。大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28岁的玄奘踏上了前往印度的取经之路。18年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他将求得的600余部佛经带回大唐首都长安城，并应唐太宗的要求。

辨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误

对于《四库全书总目》,近代学者多有考订,如《四库辩证》（余嘉锡撰）、《四库订误》（李裕民撰）等,颇有建树。然前辈所考多为兴致所至,采撷成书,因此未能详尽所有篇目,一些问题也未曾涉及。例如对卷一百二十一·子部三十一·杂家类五中《〈常谈〉一卷》（永乐大典本）的考订,至今仅见《四库订误》。作者李裕民先生之考证,主要针对其条目问题，认为“馆臣所辑实为一百条，

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律吕書”考釋

在旅順博物館所藏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一件編號LM20-1456-23-22的殘片,記載了"應鍾"、地支、"肴(爻)"等詞語,不僅與《易》或占卜類文書有關,更是律吕系統在吐魯番地區的首次出現。然而,由於在傳世典籍中未曾發現相近記載,該文書之性質、名稱至今未能判定。本文參考《吕氏春秋》《淮南子》《五行大義》等典籍,嘗試根據文書中核心詞語建立"肴—地支—律吕"之對應關係,並以此推補文書部分内容,進而認爲該文書的性質,當是對某部數術類典籍的抄寫,擬定名爲"律吕書"。

國家圖書館藏“八相變”的寫本學考察——以BD3024號爲中心

BD3024號寫本(千字文編號爲'雲024',縮微膠卷號'361:8437'),收藏於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其名稱據護首題寫'八相變'三字而定。在《敦煌寶藏》[1]《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以下簡稱《國圖遺書》)[2]相繼刊佈其圖版之前。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C14.1341號册頁解題

一、引言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有晚清民國時期任職新疆的文士段永恩(1875—1947)舊藏寫經殘片册頁一種,編號爲C14.1341,封面題:“六朝以來寫經碎錦。癸丑(1913)端陽前三日。季承珍藏”,是“其任職温宿知縣期間裝池成册而品評題跋的收藏品”[1]。

论隋末薛举政权之失败——以《胡演墓志》、《贺拔亮墓志》为中心

新出石刻文献资料，不仅能够丰富传世史料，而且可以为历史的真实提供新的信息。《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汴州刺史胡使君墓志铭》（以下简称《胡演墓志》）和《大唐故上开府大将军历旭宕岷武渭和六州刺史判岷州总管检校兰州都督贺拔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贺拔亮墓志》）的出土，

唐初《隋书·诚节传》的编修及政治背景

一概说《隋书·诚节传》记载了16位忠诚隋朝的臣民。以'诚节'为名,据宋代陆游所作《老学庵续笔记》记载,'唐初,魏郑公等撰《隋书》,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皆谓之‘诚’,谓死事之臣为《诚节传》,书中凡忠臣皆日‘诚臣’。书作于唐,犹为隋避讳,骤读之,殆不可晓。太宗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亦是避隋讳耳'[1],并为后代学者沿用[2]。以此观之,入《诚节传》之人皆为忠臣,而编修此传则是为了表彰其'临难忘身,见危授命'[3]的忠诚品格。

“西域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2016年8月25～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国学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无锡市惠山区冯其庸学术馆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百余名学者共襄盛会。此次会议下设＂西域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蒙古历史文化研究＂、＂多语种佛教文献与汉藏佛学比较研究＂、＂满文文献研究＂等四个分会。

汉籍抄本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汉文文书为中心

目前所见和田地区的唐代文书,大多虽已严重残破,但内容丰富,属于汉籍抄本的残片共25件,其中13件收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内容涉及《孝经》等儒家经典,又有《兰亭集序》《尚想黄绮帖》等法书法帖,这些残片是中古时期中原文化在于阗流传的力证,对了解中原文化传播和于阗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西游记》中的高昌印迹

《西游记》的故事原型是唐朝玄奘取经的事迹,《西游记》到底有多少玄奘的真实故事呢？本文通过梳理《西游记》中的高昌印迹,来思考这个问题。贞观十九年（645）,玄奘结束了长达十八年的印度取经之路,将求得的六百馀部佛经带回大唐首都长安城,并应唐太宗的要求,将其旅行沿途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西域记》）。在他身后，弟子慧立、彦惊等根据玄奘留下的资料或者嘱托，把他的事迹写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法师传》）。

试论贞观时期封禅问题

一概说封禅是古代帝王向上天汇报统治成功的最高级大型典礼,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会乃至历史上,都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1]正因为如此,古代帝王常常把封禅泰山当作自己政治成功的巅峰标志。

汪篯与隋唐之际政局研究

身为隋唐史研究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的高徒,汪篯先生一生治学之主要阵地,当属隋唐历史。回顾其短暂一生,先生于隋唐史之论著虽数量不多,却涉及了这一时期较为核心的问题,如党争与政局、阶级与起义、氏族与文化、户籍与税法等。汪篯先生的治学旨趣、方法上承陈师,善于联系现实,长于见微知著;而其所得结论、所持观点更下启后学,时至今日仍作为深入研究之基本出发点。作为隋唐史研究的入门生,在汪篯先生诞辰百年之际,谨借先生围绕隋唐之际政局的部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