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虽然《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以四个“专条”对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做了初步规范,但如何形成裁判者主观上敢于认定、客观上可以准确认定区块链证据,同时能够实质性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系统性制度,依然值得深思。从科技融入司法的现实动因以及理论诉求来看,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区块链证据规则至少要考虑以下三种具有层次递进性的逻辑:一是基于区块链信任机制的真实保障逻辑,二是基于科学认知区块链技术特征的差别对待逻辑,三是基于数字正当程序要求的权利保障逻辑。基于这三重逻辑,可以体系化地构建区块链证据真实性推定规则,准确把握技术原理设定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规范,保障当事人实质性诉讼权利的制度规范。未来依然可以按照三重理论逻辑推进在线诉讼区块链证据规则的体系化。

司法与舆论关系的公案审视

当代中国司法和舆论的实践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其新格局体现在舆论经常塑造并高度关注司法"公案",舆论高度介入"公案"司法并引发对制度问题的深层探讨,司法机关通过裁判、制度变革等各种方式积极回应舆论诉求。站在理论高度,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与"公案"所具有的社会冲突反映性的本质特征是引发并形成此格局的主要原因,舆论关注"公案"并介入司法实质上具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意涵,司法及其后权威主体对舆论诉求的回应则是应对司法及实现政治合法性的举措。我们应在宏大政治与社会背景中看待当代中国司法和舆论的实践,客观对待"司法去政治化"的主张,审慎作出"民粹主义司法"的判断。

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初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为例

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展示出最高法院的"民主化"姿态。由于指导性案例具有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契合了最高法院作为政治机构的需要,因此这一"民主化"动向应予以肯定,同时,指导性案例作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的专业性司法机制,其社会推荐模式也不应在"民主化"上践行过远。就当下而言,社会推荐模式呈现出几乎被虚置的困境,这主要是受社会认知度、裁判文书公共度、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和数量、推荐的层级性、决策程序的回应机制以及技术性保障机制等因素制约。此外,从比较法视角来看,案例指导制度常态运行后,社会推荐模式的功能发挥也可能会因社会主体的不同心理期待及能力产生畸变。为促进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的有效运作,需要制度规范展开进一步的调整完善。

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的制度变革:实践、问题及未来——以左卫民教授《现实与理想》一书为切入点

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诉法颁布后，制度变革一直是刑事诉讼领域的主旋律。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1—2012年刑诉法修改则将此旋律推上新层面。这集中体现在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运作机制包括参与主体、变革方式等均呈现出相比以往的显著区别。如何解读当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新图景，如何评价制度变革的具体内容尤其2012年刑诉法的修法，以及为打造一部好的（适合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未来该怎么做，这都值得深入探讨。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变革的思考

长期以来,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存在比较突出的“内卷化”现象以及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的“割裂”问题,传统法学教育在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进程中遭遇了很大困境。新文科建设为法学创新创业教育变革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基本理念上,新文科下的法学创新创业教育应秉持“两个转变、一个坚守”,即向广泛融合的超学科思维以及立足前沿领域的强创新精神转变,同时应坚守培育家国情怀的思政育人理念。此种模式既契合“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培养根本使命,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法学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在具体路径上,可以尝试从推进类型化的培养模式、针对性的课程体系、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以及保障性的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

论认罪协商程序中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制度控制

认罪协商程序也存在错误追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无辜被追诉人基于认识和判断错误“主动自愿”认罪以及“权力主导模式”下的“屈从自愿”认罪,以“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对该现象进行概括、分析可以带来新的认识和启发。控辩地位的天然不平等、检察机关考核机制、被追诉人信息不对称且盲目乐观等因素极大地推动了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形成。解决这一问题,需综合多种举措,如推动检察机关考核机制改革,完善既有提高被追诉人的信息与谈判能力的配套制度,还可以考虑尝试进行创新举措改革,如结合被追诉人信息能力不足与乐观偏见状况设计一种更为有效、精确的信息提示机制。

多元治理视角下宅基地纠纷解决机制存在问题与完善路径

当前,由于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的不平衡以及法治与乡治在农村社会转型中的冲突,导致宅基地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特点未能完全凸显。通过对宅基地纠纷类型和特点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当前解纷机制多元化未能凸显的原因和问题所在。未来应基于多元治理的视角完善宅基地纠纷解决机制,寻求焕发宅基地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活力的可行路径。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国司法建设百余年历程可归结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与“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两个基本命题,并在当下融合于迈向“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自主性现代司法模式。对于中国司法现代化的逻辑阐释及发展理路,可从达玛什卡司法程序类型理论寻找灵感。立足于现代司法的多样化特征,达玛什卡提出了一个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程序类型理论,并可引申出多元现代性视野下司法现代化存在多种选择的命题,这可以在理论上为“现代司法的中国模式”提供支撑。同时,摒弃去情境化的普遍主义,基于权力组织结构和国家形态对司法程序某种程度的决定性塑造作用,达玛什卡“重新找回国家”,深刻阐释了司法现代化的主体性逻辑与政治生态学命题。无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抑或“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都应充分关注程序改革与作为制度背景的中国司法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的契合性。未来司法建设应在中国性与现代性之间进行反思平衡,既要深入推进司法领域中国性价值与范畴的现代阐释,也要充分关注现代性价值与范畴在司法领域的中国表达。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国司法建设百余年发展历程可从理论上总结为两个核心命题:一曰“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一曰“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前者指向的是现代性精神、理念、价值、范畴甚至某些制度移植或借鉴在中国司法领域面对转型中国的实践情境约束之时如何落地,后者则是指中国本土的司法价值、观念、范畴、文化传统等如何进行现代阐释或如何与现代性精神及理念融合,特别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司法制度的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论刑事法学实证研究方法的拓展——基于问题意识的思考

刑事法学研究中,纯粹的理性思辨或价值分析目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思,而实证研究则有后来居上并取而代之之势。实证研究方法从经验事实出发,坚持以"中国的问题"为导向,进行解释性的理解和分析,对于刑事法学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及刑事制度的理性建构的思考都具有独特的优势。目前刑事法学界的实证研究方法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研究方法必须要在不断反思中进行拓展。在今后刑事法学的实证研究中,一方面需要注重通过"深入研究对象内部"的方式更加全面、深刻地收集经验事实材料;另一方面需要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例如叙事方法等。

健全我国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实践背景与理论路径

轻罪诉讼制度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顶层设计提出构建该制度体系的现实背景是当代中国社会已进入"轻罪化"时代。这不仅体现在刑事法律规范层面的制度转变,亦可从司法实践的统计数据获得验证。探讨我国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应适度反思"权力中心主义"逻辑立场下的效率优先命题,注意程序简化及由此带来的效率提升,只有在充分确立与保障被追诉人实质性诉讼主体地位与处分权利的基础上,方可获得正当性;更需高度重视轻罪案件可能存在比重罪案件数量更多,却更难发现和纠正的错误追诉,以及可能给被追诉人带来严重的却难被及时感知的附随后果。未来应在秉持辩证性的价值理念基础上,着重于轻罪被追诉人主体地位凸显与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防止轻罪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从实体、程序、组织三个维度系统性推进我国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角色的合理定位

被害人角色的合理定位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作不可回避的问题。实证研究发现,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本与实践中均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被一些办案机关视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对立面。过于忽视被害人会带来滋生司法腐败、架空刑事和解程序、被追诉人从宽处理不当适用以及纠纷不彻底解决等问题。导致被害人角色边缘化的原因包括刑事诉讼法中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优先的基本立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检察机关考核认罪认罚适用率的政策导向等。未来应在秉持被害人"相对独立"的角色定位的基础上,从赋予被害人充分的知情权、保障被害人的意见发表权、明确被害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和方式等方面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当代中国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变迁及其实践阐释

关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描述其变迁图景并阐释实践逻辑,对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而言意义重大。考虑到经济、文化、政治特别是治理结构差异,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及其纠纷解决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四种模式,即计划经济时代的"无讼"模式、市场经济改革时代的"送法下乡"模式、后税费时代的"迎法下乡"模式与新时代的"多元治理"模式。超稳定结构的理论框架可在一定程度上阐释我国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逻辑:这一变迁与乡村社会经济模式、意识形态与治理方式耦合而成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未来中国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内化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这种现代化应包含经济发展、村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乡村的科学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