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治国还是家国革命?——娜拉出走及其现代反思

胡适、鲁迅关于娜拉这一文学形象的思考的区别在于,前者提倡的青年出走家庭、个性解放不考虑现实后果,流于抽象口号;后者的思考更加深入,从家庭问题扩及种种社会问题,且就家国关系暗示了一条社会革命之路。与上述思路不同,杜亚泉虽未参与娜拉的讨论,但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讨论了新旧家庭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他的立场可以用"娜拉定要出走吗"概括。借由社会学式的思考,杜亚泉暗示了一条因革礼教、齐家治国的社会改良之路。

文化自觉与会通中西——以费孝通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为线索

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是贯穿费孝通思想的线索之一,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中对两者公与私的评价发生了改变,从中可以透视出晚年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思考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通过吸纳程朱理学把差序格局改造成"新差序格局",并进一步提出把社会科学纳入理学体系中。但费孝通晚年也意识到其中西学术根底有所缺欠,从新近发现的佚稿对韦伯的解读中,可以窥见其文化自觉中"不够自觉"的地方。

中西医疗中的防与治--关于瘟疫应对的社会学思考

在中西医学差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预防和治疗,认为西医在瘟疫的临床治疗方面有很大局限,而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方面成就颇丰。这些成就构成福柯考察的近代生命政治和国家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以其独有的"象思维"路径,在瘟疫治疗方面自古至今积累了有效的知识,而在预防方面则未形成作为国家治理术的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中,中国借中西二元医疗体制有效控制住了疫情,但预防话语和实践却仍然是一元化的,从而与中医治疗的进展相脱节。对知识界而言,占统治地位的医疗西方中心论则亟须加以反思。

编译所里的历史社会学思考——杜亚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性质

本文在梳理民国时期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某些哲学、社会学、唯物史观的讨论的基础上,重点发掘了东西文化论战后被埋没的一位思想家杜亚泉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反思。本文认为,他的反思结合了世界历史视野、对现代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独特性的考量,达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从此出发,他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思索出了一条社会治理而非社会革命的转型道路。但由于他身处独特的、不稳定的职业场域,而非渐占势力的学术场域和政治场域,因此他的思想最终在东西文化论战后被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