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方式“著”的来源与确立

“著”本字作“箸”,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书写”“记录”的含义,表示对官方文书、言论事理、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及图像的铸刻。在先秦文献中“著”强调的是著述的行为,作为“著”的主体的个人作者处于萌芽状态,其作用与地位尚未得到凸显。至汉代,“箸”隶变为“著”,连接作者与作品,表示作品的创作过程,用来描述对思想学说、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和经典注释的撰作。在汉代的文献记载中形成了包含作者、著作行为和作品的完整叙述模式,在书目著录中出现了表述作者著作方式的规范形式。个人作者在汉代崛起,“著”作为书籍的著作方式得以正式确立。“著”作为著作方式的确立过程,反映了作者身份的变化与著述意识的觉醒。

“作者”崛起之谜:早期中国作者身份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在文献学、图书史的研究中,作者身份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外学者对于早期中国作者身份的研究,主要从作者概念、作者意识、作者考证、作者功能四个维度展开。从历时性的发展看,该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被提出,但直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被重视,专门性的探讨逐渐提上日程。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基于对辨伪思潮的反思和对古书体例的认知,作者考证研究占据上风。19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入,作者概念、作者观、作者功能等话题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研究逐渐上升到哲学层面。四个维度的作者身份研究,展现了这一议题的丰富性和延展性,作者身份研究方兴未艾。但就所取得的成果来说,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认识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是这一研究继续推进和突破的关键。作者身份研究将丰富和拓展文献学、图书史的内容,使目录学更好地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神乌赋》主旨争议述评

《神乌赋》自其出土以来,备受学者关注。关于其主旨争议有三：一是赞扬称颂说;二是讽刺社会说;三是劝诫说。每种说法,论据充分,但都有可商榷之处。

論朱熹《論語集注》解題和分章的影響

朱熹在《論語》解題和分章方面的調整和改造具有開創意義,影響了後世學者對《論語》體例的認識。他們基本認同朱熹的觀點,認爲《論語》各篇相對鬆散,篇與篇之間相對獨立,并在此基礎上,對《論語》解題進一步改造。在分章方面,朱熹兼顧内容與分章標識的統一,以更加審慎的態度分章,這不僅爲後世學者提供了分章原則的借鑒,而且爲他們重新認識和界定《論語》的分章提供了視角,引發了他們對《論語》分章的討論。後世學者對朱熹解題與分章的吸收和改造,反映了《論語》學的研究,一定程度上由對《論語》義理的主觀闡發轉向對《論語》文本客觀形成過程的關注,這具有重要的文獻學意義。

《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章释义商榷

《论语·里仁》篇“君子之于天下也”章“无适也,无莫也”语,主要有三种解释:一,以郑玄注为代表,训“适”为“敌”或“匹”,训“莫”为“慕”;其二,以晋代范宁的解释为代表,训“适”为“厚”,训“莫”为“薄”;其三,以宋代朱熹为代表,训“适”为“专主”,训“莫”为“不肯”。三解均有可商榷之处,从字源和义理角度来看,“适”宜训为“归附”义,“莫”宜训为“谋划”义。此章当解为君子对于天下,不当归附于某一君主并为之出谋划策,出仕应恪守道义。

論著作方式“撰”的確立

"撰"作爲書籍著作方式,經歷了一個形成和演變的過程。先秦時"撰"開始具有"著述"之義,但尚未成爲書籍著作方式。在漢代,"撰"作爲書籍著作方式始見於文獻記載中,并呈固定化趨勢;"撰"除了具備"著述"義外,又分化出"整理"義;"撰"作爲書籍著作方式逐漸確立。其確立,反映了先秦至兩漢圖書事業的發展、著述觀念的增强,具有深刻的意義和影響。

朱熹《論語集注》在解題、分章上的改造與創新——與邢昺《論語注疏》相比

與邢昺《論語注疏》相比,朱熹《論語集注》在解題和分章方面有了進一步的調整與創新。在解題方面,朱熹的解題更加簡潔,打破了邢昺先介紹篇義再介紹篇次的解題風格。在分章方面,朱熹更加注重上下文内容與行文結構的統一,以更加審慎的態度分章,同時還進一步關注《論語》的重章問題。

《四书章句集注》版本源流考论

《四书章句集注》在流传过程中存在诸多版本,其中宋咸淳本、宋中字本今已亡,《毛宸手校<四书集注>》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二本的校勘记,经辑录、比勘,二本当属于同一版本系统,与今存最早的宋本淳祐本分属两个系统。后世传本元延祐本、袁又恺所藏元本属于宋淳祐本系统。元至正本、袁克文所藏元本、监本系统来源较为复杂,兼具宋淳祐、咸淳本两种版本系统的特点。

朱熹《论语集注》点校本勘误——以中华书局本和北大《儒藏》本为例

当今《四书章句集注》点校本有多种,据所依底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清嘉庆十六年(1811)吴县吴英、吴志忠父子校刊为底本整理而成的点校本(以下简称吴刊本),一种是以宋淳祐本为底本同时参校元本、明本、吴刊本整理而成的点校本。前者如1985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集成三编》①、1985年中国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②、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点校本、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本、2012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部要籍选刊》本等,后者如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子全书》本③、2008年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的《儒藏》精华编本④。

著作方式“撰”的文化意涵考论——论魏晋至隋唐时期“撰”的使用及其含义衍化

魏晋至隋唐时期,著作方式“撰”的使用更加广泛,并呈现固定化的特征。作为书籍著作方式题署在文本固定位置,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撰”继承并发展汉代的含义:作为“著述”义,基本保持不变;作为“整理”之义,逐渐衍化为“纂集”之义。“撰”字作为“纂集”义的衍化,反映了这一时期书籍文化事业的发展,个人著述活动与文献整理事业双线发展的势头。著作方式“撰”的固定化,树立了知人论世的作者思维模式,成为读者认识书籍内容和思想的门户,树立了古籍编目著录作者与著作方式的典范。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宋咸淳本、宋中字本探微

明代藏書家毛扆曾以宋淳祐本、宋咸淳本及宋中字本校勘明汲古閣本《四書章句集注》,文字異同皆記於天頭,不輕判各本優劣,較多保留了諸宋本之原貌,三宋本今只存宋淳祐本,另外二宋本亡佚.毛扆校勘記保留的兩亡佚宋本信息,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是《四書章句集注》整理工作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對於兩亡佚宋本進行研究,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四書章句集注》傳本之優劣及其版本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