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李攀龙《唐诗选》真伪问题再考辨

关于旧题李攀龙《唐诗选》一书真伪问题,国内学界大体认可《四库提要》的说法,以此书为明末坊贾所伪托;日本学界则大体接受森濑寿三的说法,以此书确出李攀龙之手。然而此二说均非有可靠的史实作为依据,难以对《唐诗选》的内容作出圆满解释。凌濛初在《唐诗广选序》中提出,此书乃王世贞家的"馆客某者"从王氏携归的李攀龙《古今诗删》原稿中的唐诗部分摘抄而成的伪书。学界多以此为不足信,然考诸现存文献可知:是说却是史源最为直接,可以较为圆满地解释《唐诗选》的内容,抵牾最少,最为近真相的。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论任华桂林之游及在桂林的散文创作

任华是盛中唐之际一位极具个性的文士,关于他来桂林的次数和时间,学术界的意见颇有分歧。综合有关材料来看,任华来桂林应该只有一次,始至时间在大历七年,直到大历十二年仍在桂林,先入桂管观察使张公幕,后入张公继任李昌■幕。任华在桂林留下了十余篇散文作品,全部都是用古文写成的赠序,约可分为送人觐亲、送人游幕、送人入京、送人使还四类。这些散文对当时游历桂林的文士们的精神风貌有生动的展示,对桂林风景独特之美的领会尤其显得卓尔不群,情调比较明朗,在广西散文史上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从《桂林风土记》看唐代桂林民众对佛道二教的接受

《桂林风土记》一书记载有关佛道之事七条,对于考察唐代桂林民众接受这两大宗教的情况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对于道教,他们从神仙信仰、符咒巫术到斋戒仪式都予以认同,接受比较全面;而对于佛教,虽然就有形的物质形态方面看,《金刚经》刻了碑,卢舍那佛有雕像,寺庙有多处,表明影响不小;而就意识层面看,他们关注和重视的主要是供僧的回报、佛的灵异事迹和祈雨有应等,佛教经、律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则非兴趣所在,接受有些片面和走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这一民族地区的民间浓厚鬼神信仰有较大关系,当地民众是根据其固有信仰来对佛道二教进行取舍的。

通行本《长恨歌传》应为白居易手定说阐微

一、引言《白氏文集》卷十二《长恨歌》之前录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其结尾部分自述创作缘起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

关于《静夜思》讹本和原文的接受与优劣问题——兼论诗歌接受中的“惟论兴会”心态

《静夜思》讹本影响竟然远远超过了原文,学界颇有人以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实际上,此诗原文在明代已获得高度赞誉,讹本产生以后,一开始并不能够势压原文。从此诗原文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情况看,其对读者的魅力完全可以与讹本并驾齐驱。此诗讹本在清代以来影响远远超过了原文,但绝大多数读者欣赏讹本的理由,与接受原文者对原文的赞赏并无明显不同,对于学者们细心分辨出来的讹本优于原文之处并无意识。因此,此诗讹本影响远过原文,很难说与这两个文本的自身优劣有多少联系,主要也不是接受者的优劣判断所致,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应该在于国人接受诗歌时普遍存有的"惟论兴会"心态。

法令与人情的对立与妥协——清代小说戏曲的生存处境与生存策略

清代统治者将禁毁"淫词小说"明确写入国家法典,对小说戏曲的查禁空前严厉,但清代的小说戏曲并未因此而门庭冷落,仍旧产生了大量的作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对待小说戏曲的立场上,人情与法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对立,喜爱小说戏曲源于人的娱乐本能,人情在这一点上并不服从法令的管制;另一方面,清代小说戏曲为了生存的需要,也采取了向法令妥协的策略,其中假借"官腔"装点门面的做法虽就自我保护而言不算高明,却为创作出优秀作品提供了可能。

元白"新乐府"创作时间考辨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和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的创作时间,学界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大约作于元和四年(809),其根据是《白氏长庆集》中《新乐府》五十首总序后所署的"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诸字。然而验以元白文集中其他有关诗文,"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诸字颇多可疑之处。综合各种相关材料来看,这两组诗的创作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元和七年(812)。白居易后来编文集时之所以要在《新乐府》诗序后署上"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诸字,则可能是为了洗刷元和十年江州之贬时政敌加于他的触犯名教的罪名。

论唐代诗文中对粤西的笼统叙写

对粤西的笼统叙写在唐代有关粤西的诗文中是广泛存在的。它们把桂州写得与容州、邕州、广州相似,把容州、邕州写得与安南相似,或干脆用"岭表"、"南中"等词置换其所写的粤西某一处具体地名,于是桂州炎荒瘴疠,柳州与林邑相接,容州、邕州则飞鸢堕水,与事实出入很大,而呈现出来的都是令人生畏的形象。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完全排除作者地理知识欠缺的因素,但这肯定不是主要的。粤西地处岭南,岭南作为一个整体历来是人们心目中的"瘴乡"、"丑地",与去国之恨、怀乡之悲紧密联系在一起,唐代文士尤其是那些满怀忧郁的流寓粤西的文士叙写粤西某地时往往笼统含糊,实际上应该是这种来自传统的对岭南整体的刻板印象在起作用。

杨谭任桂州刺史时间考辨

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据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将之定于肃宗上元元年(760),仅此一年。然而综合杨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及新旧《唐书》等有关材料来看,杨谭出任桂州刺史应在至德二载(757),离任应在上元二年(761)四月后,首尾共有五年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所定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以及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显然都把时间范围定得太窄了。

曹邺的“高古”诗风与岭南名士人格在粤西的承传

"高古"为曹邺诗歌的基本风格特色,曹诗所以形成这一风格特色,既因于晚唐诗坛兴起的复古讽喻思潮的影响,更关乎唐代岭南名士人格的熏染。曹诗"高古"风格的构成因素除了其形式上多为五言古体之外,更为关键的是其思想内涵,即强烈的讽刺性与鲜明的孤寒意识。曹诗中的这种孤寒意识与刚直精神并生同在的思想特征,在唐代岭南名士身上表现得比较引人注目,可以说在许多人心目中已成为岭南名士的一种典型人格。这种人格源于粤东的张九龄等人,从曹邺的"高古"诗风可以看到其在粤西的承传,而其作为打破粤西文化蛮荒局面的标志性人物,这种承传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刘蕡贬谪柳州的时间及缘由新探

以一篇《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而傲立于唐代文坛的著名文士刘蕡曾被贬谪为柳州司户参军。关于其贬官的时间,学界有开成会昌之际、会昌元年三月稍后、大中二年春及大中九年等不同意见;而其贬官缘由,《新唐书·刘蕡传》中说是出于宦官陷害,今人或以为所诬罪名涉及杨嗣复、裴夷直不欲拥立武宗之事。然而考以相关史实,窥诸情理,这些看法实皆难以成立。刘蕡是牛僧孺敬重之人,其贬谪柳州司户的时间当在牛僧孺被贬的会昌四年十月以后,宦官给他罗织的罪名可能也与他们加诸牛僧孺的罪名多有关联,即诬陷其与叛镇有来往,同情被朝廷讨平的叛帅刘稹。

柳宗元山水奇文新说——《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与唐代州郡图经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是柳宗元在柳州所作的"记山水"的奇文,其纳诸多山水于一篇,"无起无收,无照无应"的结构及行文不带主观情感等特点,与柳氏的其他同类作品如《永州八记》等绝不相同,颇为明清以来文家所欣赏。此文之所以写得如此奇特,主要由于作者有独特的写作动机。柳宗元在柳州身为刺史,有心一展其"辅时及物"之抱负,于州政用力极勤,常自叹无暇游览山水。而此文记录柳州附近十几处山水,篇幅之长为柳氏"记山水"诸作之最,费时费力不少,联系唐代州郡修纂图经风气以及柳州无完善图经于政事颇有不便等背景看,此文的写作应有为柳州新修图经提供山水地理方面参考材料的意图,仍与政事相关。故在写法上,此文也效仿图经,其以一文而写诸多山水和奇特的结构与行文特点乃唐代图经记录山水的一般方式。图经写法与《山海经》《水经注》等书写法本来相通,昔人因之将柳氏此文之奇特溯源于此等古书,是可谓知"古典"而不知"今典",于此文特色之认识与欣赏不免未达一间。

唐代邕、容两管地区的文学创作活动考述

唐代邕、容两管地区的地理位置比桂州更加偏远,文士们在此地区的创作活动,不如在桂管的创作活动留下的材料多,然而展示出来的情形多有值得关注之处。从时间上看,今存唐代文士在邕、容两管创作的作品比其在桂管地区创作的作品年代早。从体裁看,今存唐代文士作于邕、容两管的作品,不仅有诗歌、散文,而且有笔记小说。从作者看,在邕、容从事创作的唐代文士身份也有特点,一是贬逐者比例大,二是不仅有汉族人,而且有当地少数民族人。

夯实立论的史料基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探索之一

夯实立论的史料基础是保证研究质量的重要前提,这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全面占有史料,二是严格审查史料。这两个方面如果出了差错,研究的结果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对于时间紧、底子薄的研究生来说,为了培养他们树立充分重视史料的观念,可以让他们多做具体微观的研究,或把宏大命题落实为有代表性的历史个案的研究;学习前人在史料辨伪方面的知识经验,了解已有的考辨成果,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唐代桂州的文学创作活动考述

唐代桂州的创作活动主要出现于中晚唐时期,初盛唐时期可见者尚少。创作主体绝大多数出自桂管使府,其中连帅达10位,堪与幕僚平分秋色,引人注目。较大规模的宴集赋诗见诸记载的虽只有两次,然以桂府连帅、幕僚风雅之士众多的情形来推测,此类活动当不会太少。创作体裁与题材比较多样,就体裁言,有诗有文,偶尔还有志怪小说;就题材言,大量的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初步展现了桂林山水的魅力。这期间出现的本地出生的著名文士,表明唐代桂州地区文化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桂林山水文的兴起与唐代桂帅的山水景观开发

与描写中原和江南地区山水的散文在南北朝时已相当发达的情形相比,桂林山水文的发展较为滞后,最早一批桂林山水文在中晚唐时期被创作出来,标志着桂林山水文的初步兴起。这些文章与当时桂帅对桂林山水景观的开发有密切关系,无一例外的都是因其时桂帅对桂林山水景观的开发而作,这不能看作偶然的巧合。山水文中的山水描写在细致性和具体性上有较高要求,使得桂林山水文的创作需要作者对桂林山水有深入具体的认识;而桂林山水地处岭南,其丰富多彩的美景不易为人所知,要深入具体地加以认识相当困难。唐代桂帅对桂林山水景观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桂林山水文也就应运而兴了。

陈寅恪的留学经历与西洋东方学

陈寅恪早年曾到国外求学多年,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有相当广泛的了解,不过其中最使他着迷的一门学问则是西洋东方学。自1918年冬到1925年冬,他以整整七年的时间追随西洋东方学者,向他们学习研究东方学的先进工具与方法,并对西洋东方学研究的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摸索,足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是陈氏留学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影响颇大,特别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期间所开展的有关“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研究,与他的上述经历更有直接的联系。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点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人们在谈到陈氏留学时期的这段经历时,大多以为他由此而获得的是来自西方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或西方汉学的启发,而于他对西洋东方学的浓厚兴趣则不置一辞。因此,将陈寅恪在留学期间与西洋东方学的接触情况作一番认真的考察仍是很有必要的。

新出《唐元琰墓誌》與元德秀任魯山縣令時間及相關史事

元德秀,世稱元魯山。他志行高潔,"善文辭"(1),"與古同轍,自爲名家"(2),是唐代古文運動興起階段的重要作家。古文運動先驅者李華和蕭穎士是他的至交,另一位古文運動先驅者元結是他的從弟和學生,名重當時的太尉房琯和國子司業蘇源明都對他推崇備至,其他如"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參,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伯高含大雅之素,?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沉邃廉静,梁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3),都對他十分欽慕,"號門弟子"(4),可見他在盛唐文士中的地位之高與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