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环境正义研究进展与启示

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地环境保护和利益分配冲突成为关注焦点。随着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了解决旅游地不均衡不公平发展问题,学者将环境正义概念引入旅游地研究中。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旅游地环境正义包含旅游地空间(客体)和利益主体(主体)两个主要研究视角,文章分别对旅游地环境正义概念、环境正义维度、环境正义测度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总体而言,旅游地环境正义维度主要包含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承认正义等。基于指标构建、测度模型以及测量方法等构建正义测度内容,受旅游地时空分布、资本介入、游客扰动、群体差异、政府分歧、参与和承认缺失等因素影响。旅游地环境正义研究内容丰富,拓展了环境正义研究内涵。为解决我国社会当前主要矛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未来应继续完善旅游地环境正义研究体系构建,拓展旅游地环境正义研究的时空尺度,注重维度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构建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测度指标体系,探索旅游地环境正义实现路径,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贵州平塘天眼景区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以专业素养为中介变量

以贵州平塘天眼景区的天文科普型游客为研究对象,对273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发现:环境教育感知并未直接导致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游客的环境教育感知会提高游客的专业素养,进而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据此,科普型景区管理者可在“游前”对潜在游客普及景区特定的专业知识(包括专业性的环境知识)以提高游客的专业素养(包括专业性的环境素养);重点加强“游中”的环境教育(包括专业性的环境教育),以提高游客的“游中”专业素养和环境教育感知,进而提升其亲环境行为。

以环境知识为调节变量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机理研究

为检验旅游者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遵守型和主动型)的直接效应、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及环境知识的调节效应,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模型检验工具,分析南京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收集的546份调查问卷。结果表明:一般性的环境关心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尤其是遵守型)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地方依恋在该路径(尤其是环境关心→主动型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环境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中,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的关系、地方依恋与遵守型行为的关系均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据此,可通过提升旅游者的环境关心和地方依恋水平、根据其环境知识的高低采取差异化的环境教育策略来有效促进其环境责任行为。

虚拟环境条件下游客道德推脱与文明旅游行为关系分析——以“西虹市”为例

游客环境保护行为日益成为旅游研究中的热点,却尚未有从道德推脱角度进行探索。研究借助道德推脱理论和亲环境行为理论构建文明旅游行为的影响模型,解释旅游情景下游客文明旅游行为发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选取2018年7月的热门电影中虚拟城市"西虹市"为案例,采用便利抽样法通过网路调研收集292份有效问卷,通过SPSS 23.0建立道德推脱整体及其八个维度与文明旅游行为的线性关系模型,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游客道德推脱自我感知往往低于实际文明行为(游客道德自我感知往往高于实际文明行为);(2)道德推脱与文明旅游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3)道德推脱八个维度均与文明旅游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关系,且仅有"道德辩护"和"有利比较"两个方面表现出轻微的负向影响,反映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知识缺乏对文明旅游行为的阻碍。研究结论为游客亲环境行为中道德推脱的影响首次提供了实证研究基础,并为道德推脱约束下,如何激发游客实施文明旅游行为、促进旅游地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旅游地人居空间多功能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旅游发展快速驱动下,旅游地人居空间正处于多功能转型的关键阶段。多功能理论为旅游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理论与新范式,也为中国典型地域环境下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与调控开拓了新思路。文章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旅游地人居空间多功能的概念演变、评估体系、变化特征、驱动机制和适应性调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已有研究的演进路径,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概念内涵与评估体系层面,研究视域逐渐关注高质量人居空间的多样化需求。2)空间变化特征方面,更多的研究呈现从宏观区域整体描述、中观尺度的村镇重点分析到微观住宅内部空间深入探究的空间转变。3)驱动机制层面,研究结合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2个层面来判定驱动因子。驱动力变化呈现初期“自然资源基础决定空间功能类型”,中期“产业发展引领空间功能转型”,后期“人居环境自然舒适追求”的阶段性特征。4)适应性调控层面,研究对策主要通过协调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和优化物质空间组合实现。最后,建构了旅游地人居空间多功能研究三阶段的演进路径,提出后续研究关注的重点,包括构建更全面的多功能评估指标体系、多元主体之间多功能诉求的耦合权衡机制,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功能转型优化策略。研究方法方面,跨学科方法的融合与创新将成为一个重要突破。

全域旅游背景下金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论文通过研究全域旅游概念以及核心边缘相关理论,以金华市为例,应用位序-规模法则等对其旅游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9年,义乌东阳为金华市的旅游核心区,且旅游规模高位序稳定,核心扩散作用显著且缓慢,主要因素为旅游核心区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接待水平高。并提出,金华市旅游核心边缘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为:坚持全域发展创新机制,优化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完善区域交通通达性,增强区域空间联系性。

文化遗产地庐山游客依恋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地方依恋作为游客群体的情感指向,其结构随群体的差异而发生变化。为了初步探索游客地方依恋的特征和影响因素,选择文化遗产地庐山为案例地,基于理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思路,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和均值分析法对游客地方依恋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庐山游客地方依恋在性别和职业类别二个维度中呈现显著性差异,其中以性别维度的差异性更为明显;游客的出游方式和游玩频次是影响庐山游客地方依恋形成的重要因素。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旅游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使命,也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地。如何利用生态优势,实现旅游经济发展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选取6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样本,基于泰尔嵌套指数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旅游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根据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水平划分为高禀赋高水平、高禀赋低水平、低禀赋高水平、低禀赋低水平4种类型,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呈收敛态势;2009-2013年表现为“倒U型”下降,组内、组间差异变动幅度较大;2014-2019年为平缓下降阶段,组内差异贡献率逐年下降,组间差异贡献率逐年上升。经济基础、产业发展、区位条件、生态本底和旅游经济滞后性是影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以经济基础、旅游经济滞后性影响最为显著,产业发展、生态本底影响区别较大,区位效应较弱。

乡村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的冲突与协调机制——以黄山风景区山岔村为例

在多功能转型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正成为利益主体直接对话和冲突的场所,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冲突—协调”理论研究框架和内在关联机制,以黄山风景区山岔村为案例地,通过密度制图和冲突倾向模型识别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潜在认知冲突点,采用扎根理论和DEMATEL法分析多功能诉求的协调发展状态。结果表明:①农业、人居保障功能集中于居民点附近,经济、旅游休闲功能集中于景区,生态功能遍布村域,呈现山区耕作半径制约性、交通区位导向性、环景区产业布局、“三生”空间认知叠合等特征。②总体态度差异指数(OPD)高值区分布上,农业功能分布取决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居民点人口密度,经济功能呈现出景区发展程度对周边经济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分异特征,人居保障功能分布受居民点交通区位条件影响,生态功能在空间上毗邻黄山风景区,旅游休闲功能分布受旅游资源禀赋影响。③在冲突点方面,由于利益主体对山区农业的生产布局、设施保障、产出效益认知差异,农业功能冲突集中在耕地和园地;山区产业用地管控、建设用地紧缺、旅游收益分红认知差异,造成了经济功能集中在旅游和非旅游商服用地;人居保障功能集中在农村宅基地、服务设施和水域,由基础设施配置、人居生活品质和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认知差异造成;因环境规制、生态保护和生态效益认知差异,生态功能集中于水域、林地和部分农业用地;旅游休闲功能集中在景区景点、旅游道路,由旅游的开发方式、交通可达性、收益认知差异造成。④在协调发展状态方面,人居保障功能整体协调状态较好,居民农业产销、居民利益与企业分红诉求、企业环境质量诉求是影响农业、经济、生态功能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政府和企业对旅游市场、居民对旅游效益诉求是影响旅游休闲功能的主导因素。以满足利益主体诉求为出发点,构建了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冲突协调机制和路径。

观鸟旅游游客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以自然共情与环境教育感知为中介变量

游客地方依恋和游客亲环境行为关系的探究体现了旅游地理学中有关游客积极环境行为的研究路径由理性向情感转向的新趋势,也反映了业界的游客环境行为管理由理性管理向情感管理的新方向。文章以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观鸟游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322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观鸟游客存在着明显的地方依恋情感,此情感促进了亲环境行为的产生;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感知在其中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在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中,地方依赖显著加强了环境教育感知,地方认同显著促进了自然共情的产生;自然共情比环境教育感知更明显地影响了亲环境行为的产生,但环境教育感知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共情的产生。据此,景区管理者可以利用高科技技术,在避免对候鸟及其栖息环境产生冲击的前提下增加游客与候鸟的接触,同时改进景区内环境教育设施,以促进游客自然共情的产生和提高环境教育的效果,进而更好地引导和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

韶山红色旅游地游客亲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

游客亲环境行为是旅游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但以红色旅游地为案例的研究较为鲜见。红色旅游地开展的游客教育,除了主流的政党和国家认同教育以及革命精神传承教育——红色教育外,也必然涉及生态文明方面的教育——环境教育,而后者的直接目标便是游客亲环境行为。文章选择湖南韶山风景名胜区这一经典的红色旅游地为案例地,以406份样本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以游客红色教育感知和环境教育感知为自变量,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游客红色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且受地方依恋部分中介影响,中介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且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比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更显成效。据此,该红色旅游地可通过理性的教育干预和感性的情感培育双重路径来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具体为:通过丰富红色教育,提升游客地方依恋情感;加强他导式环境教育,鼓励游客间的互相监督。

旅游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机制与模式--以千岛湖为例

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关系到旅游地治理网络稳定性,多元主体参与旅游地治理已构成旅游社区研究的重要命题。研究发现:千岛湖核心景区和边缘景区的旅游发展状况、治理结构和治理困境呈现出明显差异,政府管理部门是旅游地治理网络的关键行动者。中心湖区形成政府"管委会—国企"治理模式,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治理不协调;进贤村形成整体租赁治理模式,核心问题是旅游市场开发与社区利益和生态环保冲突;屏湖村形成社区主导型治理模式,核心问题是治理结构缺乏政府与市场指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千岛湖旅游地包含"政府、企业、旅游者、社区居民、媒体""五元主体"参与治理模式概念性框架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网络图,以期为千岛湖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明月山禅宗文化旅游地游客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以“游前”专业知识和环境教育感知为中介变量

旅游研究中旅游生态文明行为研究越来越成为热门,国内外对于游客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常规景区,鲜有基于禅宗文化旅游地情境游客地方依恋和亲环境行为影响方面的探究。本文选取江西宜春明月山景区为案例地,使用问卷调查法获取相关数据,检验了游客地方依恋和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并考察了游前专业知识和环境教育感知在地方依恋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游客地方依恋显著正向影响其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显著正向影响游前专业知识,游前专业知识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教育感知,环境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通过游前专业知识间接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通过环境教育感知间接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研究结论可为禅宗文化旅游地通过强化游前禅宗文化专业知识普及和环境教育,以增强游客的地方依恋进而提升亲环境行为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江西明月山风景名胜区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心理契约的视角

目前,旅游目的地的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借助心理契约和环境态度变量,综合考虑了心理契约平衡和环境态度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由此构建了游客亲环境行为的驱动模型。在此基础上以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风景名胜区为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综合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明月山景区游客的心理契约平衡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游客的环境态度与游客亲环境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游客的心理契约平衡与环境态度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景区环境保护而言,景区管理者应避免投入过多精力在游客亲环境行为上,而应将有限的物力、人力投入到景区自身的保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