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自由困境及其审视:康德、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

自启蒙以来,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观念主导了自由理论的发展,但从理性的一般概念来看,却存在自由之应然与实然的对立。康德以重建形而上学的方式揭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为人类理性划界将自由的主体性推向极致。黑格尔警惕于理性的“傲慢”和破坏力量,借助“自由的辩证法”将现代自由与古代伦理相结合,引入了自由的实体性规定。但两者都未能解决自由的现实化问题。青年马克思吸收和转化了理性概念的主体性维度和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从哲学批判、政治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分析抽象理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基础上阐明自由是创造人的本质的实践活动,从而走出了理性自由的普遍主义困境。

个体的自我超越:黑格尔论“爱国心”与现代公民的形成

“爱国心”是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自由”几乎具有同等的意义。但是在现有研究中,这一概念很少受到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格尔在公开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论述。结合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和法哲学讲义可以发现,从耶拿时期的“绝对德性”到法哲学时期的“公共精神”和“政治意向”,黑格尔关于“爱国心”的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与他对现代“个体”的认识转变有关,即对个体性由“否定”到“肯定”的态度变化。这种转变与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观念的修正密不可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真正的民主制”思想及其价值

作为马克思提出的第一个政治构想,“真正的民主制”是马克思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与黑格尔思想交锋的成果。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问题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他们都以克服现代社会的原子化为目标,分歧则在于能否经由中介机制实现这一目标。黑格尔认为人民是无知的原子式个体,因此制定了以等级为中介的调和方案,马克思则认为,人自身具有普遍性,因此中介机制既不彻底也无必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这是马克思突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框架的一次尝试,尽管存在局限性,但其中蕴含的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积极视角不仅是马克思日后探索未来社会理论的基础,也为他下一步转向市民社会批判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