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社会共识的生成路径--以“延迟退休”议题的话语互动为例

社会共识的生成不但需要物我感通,而且也离不开以话语互动为基础的人我沟通。话语互动虽然不能构建事理,但可以发现各种意见的偏颇,从而消除隔阂、显现事理,实现从意见到事理、从事理到共识的转变。围绕着延迟退休议题的话语互动,是公共政策社会沟通的典型案例。该议题在网络话语空间经历了争论期、激辩期、转折期、再议期、共识期五个阶段,论辩主题从延迟退休是否合理转向怎样公正、合理、适时地延迟退休,历时十余年,最终在原则及时机之上形成了基本共识。这种共识的生成不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是解除主观障蔽,彰显公共议题本然之理的过程。

网络话语空间公共性重构的理路与方式

依靠技术嵌入形成的网络话语空间突破了时空限制,将公共场域的边界放大到极致。然而,这只是信息技术中内嵌的属性,不可能自发、自主地重构公共性。若停留在技术的自在状态,社会关系、理念机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这只是新(网络媒介)与旧(现实社会)的简单叠加而已,公共性的本质不可能展现。网络话语空间与多中心治理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但实现两者的融合却是自觉、自为的过程,这既是对技术革命的顺应,又是对它的超越。网络话语空间公共性重构是治理语境下的命题,是与构建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建设治理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以主体间共治取代主客体管制,构建平等、理性、公开的沟通互动机制,实现网络大众向网络公众的转变,是网络话语空间治理的本然之义,也是公共性重构的必由之路。

地域歧视相关问题辨析

地域歧视现象既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又与文化、价值相关。从区域分化到地域歧视,从外在差异到道德异类建构,既是社会问题相互转化的过程,也是地域差异被特殊认知逻辑加工的过程。地域歧视在现今时代虽不可能成为政治正确话语,但错误的认知方式却不易消失,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涉及自由选择、社会差异、地域性、反思反省等问题,需要理性地加以辨析,解除认知蔽障,从而反对地域歧视。

公民网络诉求中官民理性互动机制探析

网络诉求是网络时代公民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以社会管理取代管制,建立官民网络理性互动的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理性互动,归根到底就是"依理互动、互动趋同"。在强化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同时,通过理性的互动机制彰显公道,超越私利之"异",回归到本有之"同",回到事件本来的是非曲直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化解社会矛盾。

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路径研究

网络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去中心化等特点,但网络技术造就的“公共性”却停留在工具层面,是自在的、没有实现社会自觉的公共性,尤其是其公共性的本质并没有真正展开,这会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因此,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治理,推进网络公共空间从“自在的公共性”走向“自为的公共性”。

网络公共事件舆情失真问题及其治理

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并非事件在网络上的简单映射,其掺杂了与社会背景因素相关的情绪、倾向和立场。在网络公共事件的形成和爆发阶段,其构成是"事件+社会背景+网络";在网络公共事件形成爆发之后,政府的应对、当事者的行为表现等因素又会被网络聚焦,这时其舆情构成是"事件+社会背景+过程性助推因素+网络"。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失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件的特殊性与社会问题的普遍性、资讯的泛滥与诉求的堵塞、"体制性迟钝"与社会情绪的敏感、"搞定管控"思维与"搞大扩散"意识、操弄"真相"与制造谣言,这些相对的因素要么重合叠加,要么反向撕裂,造成舆情的失真与变异。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治理是一个去除连带因素、打破风险发作的连锁反应的过程。就事论事,还原真相,还原是非,是平息事件、释放风险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突发事件的网络变异及其规制

突发事件的网络呈现并非"事件+网络",而是"事件、社会背景、政府应对+网络"。网络聚焦的"事实"掺杂了很多背景因素,网络舆论更是夹杂了社会情绪、价值预设等内容。如果政府应对、处置不当,突发事件就会发生严重变异,最终演变为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变异的事件进行还原和规制。网络空间中人们共同关注的事物有其本来的是非曲直,去除附着在事件上的私利、情绪、价值预设,还原事件的真相,明确是非和责任,这是舆情疏导和规制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只有从根本做起,才谈得上具体的策略。

全球化、时代性与青年问题

在现代社会,青年的社会属性越来越明显。在二元分割的思维范式下,"问题论"思维将青年问题看成是青年群体自身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认识青年问题的最大障碍。实际上,青年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下已经不是青年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全球化和时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是社会系统性问题在青年群体中的体现。青年是社会问题的承受者而非制造者。以"问题论"思维观察青年,掩盖了问题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本质。在全球化的今天,青年问题不是孤立的,只有把握其全球性和时代性,才能认清青年问题的社会本质。

社会排斥的系统性、结构性及其价值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成为研究贫困等边缘化问题的新路径。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认识弱势群体的动态视野,但如果仅停留在排斥的表象上而不触及内在的机制以及支撑这种机制的价值体系,其意义是有限的。从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出发认识社会排斥的一贯性,其系统性、结构性以及价值维度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社会排斥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既是一种秩序,又是一种"价值"。排斥性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在其背后是排斥性的价值体系。若不触动其内在的价值,外在的社会改造只能改变问题的表现形式。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是生物状态下排斥性的自发秩序,而是人文意义上的自然而当然的秩序。

网络舆情事件的特点及治理之道——基于2014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的分析

网络舆情事件频发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2014年,河南省的网络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舆情事件并未减少,同时,网络舆情事件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2014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折射出以下问题:官方与民间存在认知分歧,官民隔阂固化的风险增大;少数地方"悍吏"横行,侵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体制性迟钝与"搞定管控"思维依然存在;舆论关注的阈值越来越高,网络活力受到抑制;通过网络表达诉求的机制不健全,一些人希望通过"事件化"来解决问题。网络舆情事件的治理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源头治理,整顿吏治,缓和社会矛盾;二是规范政府行为,彰显是非曲直;三是培育公益性网络媒体,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四是完善官民互动机制,建立网络诉求表达平台。

感通的公共性——孝悌与公共性散论

公私之分在心、不在物。尽孝悌之道,则无种群、集团之障碍;无孝悌之善端,则种群、集团就完全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为私欲所蔽,不能尽其孝,绝不可能彰显社会"公德"。孝悌出于一体之仁,并不是什么"血亲私德",而是常理、常道的体现。孝悌之道不被埋没,政治、意识形态才不至于脱离良心而走向极端;感通之性不被私欲所障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和公共性。感通性与认知性的统一,这是公共性的基础,也是形成共识的关键所在。

腐败时论质疑

在腐败问题上,“寻租论”、“制度源头论”、“功能论”和“无法根治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流行,但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中容易误导人们的行为。“寻租论”颠倒了腐败和“租金”之间的因果关系;“制度源头论”忽视了社会环境和人的因素;“功能论”是一种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的谬论;“无法根治论”没有认清腐败问题的本质。

“协同治理”与社会事业开放

"协同治理"的本质是治理的社会化,多元主体各尽其分、协同于"理",这是"协同治理"的关键所在。"协同治理"意味着打破封闭僵化的体制机制,社会事业开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开放并不是简单的放开,而是在普遍、无预设的价值体系之上行其所宜。在确立政府、社会、市场边界的同时实现三者的贯通,是"协同治理"的体现,也是社会事业开放的基础。社会事业开放并不是单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而是主办、经营和运行方式的多元化,推动三者的交融与互动是社会事业扩大开放的现实路径。

网络舆论生态特点、问题及治理路径——以2021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为例

网络舆论生态是网络舆论生成、演变的生态体系,是由舆论主体、舆论内容、舆论载体、社会背景、治理水平总和而成的系统性状态,它是社会心态最直观的反映,也是社会治理水平的体现。近年来,网络舆论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网络舆论生态具备系统性、社会性,其存在的问题也并非单向的管制所能解决。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是治理共同体的共同责任,只有人人各尽其分、各适其宜,网络舆论生态才能进入良性的轨道。

网络舆情事件的最新特点及其治理路径——以2016年河南省网络舆情事件为例

近年来网络舆情具有鲜明的特点:舆情趋于"平静"、爆发力度与持续性减弱、"舆论倒逼"现象减少、不满情绪的表达转向私人圈。与此同时,网络空间也出现舆论麻木、舆论力量弱化、涉官舆情增多等问题。网络舆情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其本质不是官对民的管制,而是官民共治。舆情回归理性需要舆论共同体的共同努力,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回归官民平等一体的理念,激发网络活力,在互为主体的前提下互相监督、互动沟通,彰显是非曲直,防止政府形象被少数人劫持,民意被网络炒手操纵,这是舆情治理的关键所在。

太虚大师对“现代性”的判读

现代性标志着近代以来新世界的开始,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太虚大师对其特性有着深刻的判读:科技高度发达,但却是欲望扩张的工具与副产品,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反而将野蛮性的现实危害扩大;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但其真谛却没有显现,在被私欲桎梏之下追求自由,在强烈的分别“我执”之下追求平等,人生与社会都无法向上超升;世界被强制性地联系在了一起,但人我对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强化,在“纵我制物”的立国、做人之道主导下,制造了大量本不应存在的祸患。科学技术、自由平等、全球化本应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但一切外在的“进步”都因为人类自身的问题而改变了方向。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秩序性问题,改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匡救时弊的关键所在。

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及整体效应

真正的自治是“公序良俗”的体现,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配合;法治如果缺乏自我治理和道德基础,最终会变异为法家之治或刑名之术;德治在现实中的落实,也离不开自我治理及法律的规范。自治、法治、德治是相合相属的关系。虽然,三者均可以“独立成治”,但是,它们各自的“独立成治”都包含了其他二者的内容。只有认清它们各自的本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具体实践中因地制宜地找到三者结合的方式,整体效应才能显现出来。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以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为例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呈现以下特点:新冠疫情成为全年的舆论焦点;涉官负面事件减少,教育、医疗、公共道德类事件增多;网络舆情事件进入个案时代,背景因素不再主导事件的走向;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力减弱,持续时间变短。同时,2020年河南网络舆情事件也折射出一些新问题:“信息瘟疫”干扰抗疫大局,自媒体乱象频出,网络空间的娱乐色彩日渐浓厚,一些基层管理部门的舆情应对注重技巧而轻视本质。网络舆情的正确应对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需要引入协同治理理念。发挥“舆论共同体”的作用,实现协同治理,彰显事件的是非曲直,这是舆情应对的根本。

网络群体性事件之舆情引导相关研究评析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和社会风险叠加后的特殊现象,虽然是一个新问题,但已经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场域、生成模式及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网络舆情引导是网络治理的重要内容,其发挥着疏通壅塞、彰显公道、凸显社会的重要作用。政府在网络舆情引导中虽然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但它与民众不是主客体关系,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只要除去附着在事件上的私意、私利、情绪,事件的是非曲直就会显现,网络舆情就不会出现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