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关联的官僚机构?——比较全球气候谈判期间的在线和离线网络

在传统意义上,国际公共行政影响力的衡量是通过“离线”数据、访谈、调查或官方文件等进行的。然而,有新近的文献认为影响力也可以“在线”观察到,其数据基于推特(Twitter)等在线社交网络。我们的贡献旨在将这两条线拉得更近。我们将来自大型数据调查离线数据与来自推特的在线数据进行三角剖分,以检验“国际公共行政部门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这一议题中,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为之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见解。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我们使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领域,对于该领域中的国际公共行政部门影响的相关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术兴趣。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公共行政部门在“离线”和“在线”网络中都拥有着潜在影响力。虽然相比在推特网络中的作用,国际公共行政部门更经常是问卷调查网络中的核心参与者,但这些部门在上述两个网络中都构成了特定议题信息的主要来源。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不可持续政治经济学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曾经旨在保护北方国家的公司免受南方国家的征收②。自2000年以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对付北方国家。针对这些国家的国有化和再市政化,以及这些国家出台的威胁商业利益的环境或社会服务监管等政策决定,通过该机制来索取赔偿或者对上述政策进行限制。社会运动和政府都抵制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尽管跨国公司掌握着权力,但当下的全球趋势是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排除在新的投资条约之外。本文的目的是对支持和质疑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条约中作用的过程进行政治经济分析,该过程包括国家、次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活动。对于随后的争端则是从全球化主权的后殖民主义矛盾,以及对公共部门的作用和气候变化政策的持续争论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走向行为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与行为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至赫伯特·西蒙,他认识到了存在于理性效率的制度要求与个人可选目标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随着正向协同效应的有关证据得以发表,行为经济学和治理理论的结合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从提高公共服务动机到提升政策合规性,公共行政可以将行为经济学应用至多种场景及领域。本文回顾了当前行为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有关论述,描述了正为学界所广泛使用的主流概念,并给出了行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框架,以便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为善治提供依据。

韩国行政能力变迁:当代趋势与经验

本文实证探讨了韩国语境下对行政能力概念的理解和变化。尽管各方对其重要性已达成普遍共识,但政治权威和利益相关者(在本研究中为:公众、国民议会成员和学术界)对行政能力的定义并不相同。为了增强对行政能力的理解,我们收集了三种类型的文本(2000年至2019年的337篇学术论文、1470篇国民议会会议记录和3316篇报纸文章),并使用主题建模和文本网络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学术论文强调领导力、人力、教育等决策能力,但是国民议会强调解决不同政策问题的创新能力,而被认为反映公共舆论的媒体则强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能力。

豁免的延伸:欧盟法律和政策的系统性转变

普遍利益服务规则允许欧盟内部市场法存在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真的处于自由竞争的范围内吗?如今这个问题似乎与影响公共服务市场的直接政治考虑风险无关。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国家的立法或行政措施与欧盟一体化的最初目标精神背道而驰。欧盟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似乎并未对此类倾向设置不可避免的障碍。在欧盟普遍利益服务监管框架的语境下,我们的研究聚焦于欧盟法院案件数据库的分析结果,该数据库凸显了公共部门政策对欧盟内部市场和竞争规则运作的挑战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