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书中的国民塑形

晚清时期修身教科书在民国以后向公民教科书的转换,是展现中国国民教育近代化历程的生动模本。修身教科书在内容上包含了以孝为首的纲常伦理观念、个人修养教育和国家社会观念的灌输,开启了近代国民教育的第一步。到20世纪20年代末"公民"教育代之而起。由于中国特殊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公民教育更多地表现出了政党色彩和历史局限性。即使如此,它对国民教育和政治教育的近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

经学教育的发展是近代文化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晚清教育改革开始,经学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学术中心开始游移变动。这一变动对于中国文化教育所关甚大,不仅思想界风气为之一变,近代新学堂为载体的知识体系也随之发生转换位移。

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

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诞生物。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他们的工作对中国教科书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使用的几种教科书是可考的“教科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教科书”在官方文牍中出现的时间稍晚一些。最早大约在1901年初,刘坤一、张之洞在其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在“教科书”的意义上使用了“教科之书”的说法。1904年初的《奏定学务纲要》中,对“教科书”的编纂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定。教科书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担当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任;教科书的编审制度与教育行政体制相关联,在近代逐渐走向成熟。教科书的发展折射了近代文化的转移。教科书展示了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转换历程。教科书承担了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

从蒙学教科书到最新教科书——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从传统蒙学读本向近代教科书转变的过程发生在晚清。一般公认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等人编《蒙学课本》三编,还有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和吴稚晖等创办者编就的《蒙学课本》,是中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新学堂和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教科书的诞生。文明书局20世纪初推出的一套“蒙学教科书”,汲取了西方分科思想,在学科设置上较明显地具有了近代学科意识。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按照学制规程来编辑课文,不论是规模的健全还是编辑的规范性,都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博物与启蒙

晚清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前后,"博物"观念进入普通教育体系。其中,杜亚泉对于博物知识体系的建立贡献颇大,他编写的博物教科书门类众多,文笔优美,尤其重视对代表当时先进观念的进化论的介绍。杜亚泉博物知识引介的启蒙价值在于,它一方面是一场珍贵的知识启蒙,传播了准确的近代博物常识;同时更开启了宝贵的观念启蒙,传播了科学、理性和法则,这是杜亚泉引介的博物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贡献。

烟毒问题与近代山西社会

烟毒蔓延在山西经历了一个从上层到下层、由少数到多数的情势。从鸦片到金丹、吗啡、料料等毒品,山西社会所受毒害甚深。同时,随着近代山西社会局势的恶化,烟毒日益与糟糕的生活作风、地方社会的劣等阶层,以及近代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联系起来,烟毒、政府与民众构成近代山西社会一个颇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尚武·道德·“资格公民”:早期欧美公民读本的译介

以“公民”为名的译著随着民国的建立开始出现。出版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法国公民教育》是最早提出“公民教育”的译本。作者心目中公民的标准,是以激发“尚武精神”为起点,使普通国民成为“社会人”。1914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公民鉴》和《公民模范》,两部书的译者都认为,应该把道德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助力。20世纪20年代公民译著显著增多,且受到新的社会科学潮流的影响。王云五编译“公民丛书”数十种,社会学家陶履恭翻译了美国斯纳籘(David Snedden)的《公民教育》,他们都把“公民”提升到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具备某些知识和素养的“资格公民”。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20年代,公民著作的译介经历了从强调尚武精神、把公民当作德育助力到资格公民观念的转化这样一个过程。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09—2011年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或层面继续探讨了近代中国教育、女性、宗教、法律与习俗、社会阶层与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关注了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与民间信仰等以前较少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探索了"身份建构"等新的解释模式。这些研究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交叉视角"及新史学范式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但仍存在着研究论题的"碎片化"、解释理论薄弱等缺陷。未来的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其他学科,增加新的问题意识,建构本土化的解释模式。

绅商与清末的办警方式及其经费问题

在清末举办警政,尤其是在地方警政的举办和推广过程中,由于绅商们的积极参与,警政的开办呈现出官办、官督绅办、绅办、官督商办以及官绅商合办等多种方式。这些办警方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费来源的不同所致。绅商参与办警一方面是晚清警察制度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又是晚清警政的一大弊病。

清末商务版教科书开启“教科书时代”

20世纪头五年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戊戌年间未来得及落实的教育改革政策,在"新政"的脚步中重新启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

老课本中的“传统文化”

在当下热络的教科书争论中，有不少人十分推崇近代教科书中的“国学”内涵，认为其中的“爱”与“温情”、儿童本位特点，以及传统“国学”教育，能够弥补和纠正当下教育缺乏情感及传统文化断裂之弊。笔者认同以“爱的教育”和重视儿童心理作为基础教育的出发点，

向老课本学什么

在当下对教科书的热议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认真辨析。其一，老课本和今天的教科书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其二，我们应从老课本中学习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这两个问题分辨明晰了，就可以解决当前教育的诸多纷争。

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1890-1915)

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新知识体系重建的过程中,汉译日本教科书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在汉译日本地理教科书的影响下,中国地理教科书开始摆脱传统舆地学,形成"旅行体"风格;历史教科书走出"朝代体",向"时代体"过渡;自然科学和其他科目大量使用汉译日本教科书;修身教育也融入了日本元素;女子教育领域整体知识体系的建立与汉译日本教科书也是分不开的,它促成了"家事"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开始;新教育学建立过程中,对比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著作和晚清教育学教科书使用状况,更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对于教育学的选择和理解。总的来看,清末至民初的教科书是一个"汉译日书的时代",汉译日本教科书为中国人自编教科书带来启发,它的兴衰历程跨越了1912年这个政治坐标。

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

商人阶层是晋中地区最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结交高官 ,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 ,追求塑造本阶层的社会中坚形象。但是晋中商人不具有独立于主流道德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 ,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尴尬的双面角色。同时 ,晋中商人具有浓厚的士首商末意识 ,经商致富后他们的人生走向大多再次回流仕途。随着晋中社会向近代迈进 ,商人阶层呈现出旧阶层淡出、职业化凸显的特色。

近代教科书与中国国家观念的演化

近代中国的国家、历史观念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的附属产物，因此，梳理近代史上“国家”观念建立与近代政治文化的纠葛过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史观重建、“国家观”重建可资参考、不无裨益。

晚清教科书：“民间本”与“国定本”之争

中国现代意义上教科书的诞生，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所编的《蒙学课本》，因其体裁开始模仿西方课本，以生活中最易接近之物安排内容，不同于传统教本。

回望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我国教科书事业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统一全国学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学三级学制为中心，辅以实业和师范学堂的教育体系，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影响至今。而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蒋维乔、王云五、胡适、丁文江、任鸿隽、黎锦熙、刘海粟等一大批近代著名学者与新文化代表人物组成强有力的编纂队伍，成为推动教科书发展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