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堂首次体育竞赛考

北洋大学堂既是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开端,亦是近代较早开展体育竞赛的官办大学,但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中并未对北洋大学堂首次校内及校际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形成统一的认识。基于此,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在科学选取检索关键词的基础上,运用中英文近代电子史料数据库,对近代与北洋大学堂体育竞赛有关的史料进行梳理与研判,继而确认北洋大学堂首次校内及校际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研究认为:根据现有史料,北洋大学堂首次举办校内体育竞赛的时间是1897年11月27日,比赛设有12个运动项目,共计170余人参与。北洋大学堂首次举办校际体育竞赛的时间是1899年5月20日,比赛设有11个运动项目,参赛学校有北洋大学堂、芦汉铁路学堂与天津水师学堂。同时,鉴于北洋大学堂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及首次校内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1897年11月27日,由北洋大学堂开展的校内体育竞赛亦可视为近代中国本土大学体育竞赛的开端。

从“非遗”到“体育非遗”:概念演进与本土化界定研究

随着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构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相关国家亦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参照世界非遗话语体系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案及建议,用以说明或补充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外延。在我国,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转译与实践的推进,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概念界定时,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性特征的同时,亦将“体育”的身体运动行为及技艺特征看作与其他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相区别的重要表征。鉴于此,研究通过文献资料分析与逻辑分析,结合世界范围内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与国内学界对民间、民俗和民族传统体育内涵的理解,作出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本土化解答。研究认为:以中国传统体育(包括游戏)为主体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我国各民族在世代相传的民间体育、民俗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开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娱乐、竞技和教育特点的身体技艺和行为技艺,以及在实施这些技艺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和相关实物的制造技艺与文化空间(或称“空间展演场所”),无形性和活态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

传承与焕新:红色体育文化的范畴锚定、发展嬗变、困境及其纾解

红色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红色体育文化体现了文化强国与体育强国协同发展的理论自觉。研究指出红色体育文化的研究范畴应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区间而涵盖党的整个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提出红色体育文化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体育事业展开革命性、群众性、科学性、教育性等方面改造,并在国家建设、改革与发展中不断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引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种红色文化。进一步指出当代红色体育文化的4大传承困境:红色体育文化传承主题的历史场景较为滞后;红色体育文化传承规划的政策内容尚不完善;红色体育文化传承方式的青年面向不够明确;红色体育文化传承愿景的全球关切存在局限。最后提出纾解之径:第一,焕新传承话语:构建基于历史且关切当下的红色体育文化符号体系;第二,完善传承政策:针对性设计红色体育文化的政策内容;第三,创新传承方式:以新时代青年为核心对象打造全方位的红色体育文化实践活动;第四,开拓传承愿景:探索并搭建起红色体育文化与全球体育文化互动交融的多维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体育”实践及其历史意义

“红色体育”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时期领导军民开展的体育实践活动,并发展为中国近代最具群众基础的体育形态。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体育”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通过对其历史分期的讨论,梳理了“红色体育”在不同阶段的思想演进及其实践进程,阐明了“红色体育”蕴含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意义。研究认为: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军事化体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实际出发的创新实践,是“红色体育”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通过“红色体育”的开展,增强了军民体质,丰富了军民文化生活,增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团结,是“红色体育”历史意义的充分体现。“红色体育”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储备了体育人才,是当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初期的重要资源。

论粤闽华人华侨对近代中国体育的贡献

通过对粤闽两大著名侨乡近代华人华侨与体育相关资料的探讨,全面梳理粤闽华人华侨在传播中华传统体育、引进西方体育和推动侨乡近代体育发展方面的实践和贡献,并就华人华侨与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启示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传统体育传播是增进华人华侨民族认同感的重要纽带,华人华侨群体是近代中外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以侨为桥的现代体育引入提升了近代中国竞技体育水平,华人华侨的资助推动了近代侨乡体育发展。

华人华侨与近代厦门体育的发展

梳理了近代从厦门出海的华人华侨在引进西方现代体育和推动近代厦门体育事业整体发展方面的实践和贡献。认为:近代体育教育在厦门的普及,促成了近代厦门健儿参与国际赛事的热情,构建了近代国家体育形象;华人华侨建立体育组织、资助并参与体育赛事,也是近代厦门对外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并以此为媒介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做出了贡献。

近代以来中国大学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历程及新时代体教融合路径

竞技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组成部分,大学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从大学竞技体育百余年发展史来看,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了竞技体育改革的不同任务,产生了锦标主义、体教分离等一些问题,但是由此也实现了由体教结合向体教融合的渐进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大学是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受锦标主义影响出现的选手制对当时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重构了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路径,即体育院校与普通高等学校(不包括体育院校)并行培养高水平运动员,随之产生了体教分离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体育院校以“三结合”为办学思想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普通高等学校通过建设高水运动队探索体教结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途径。进入新时代后,一部分大学将体育工作全面融入体育强国建设中,以全面育人为理念,探索体教融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径。在深化体教融合、探索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路径背景下,一些运动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必然会逐步回归到大学。

历史自信理念下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时代演进与传承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开篇强调的“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在深刻总结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论断。通过对历史自信这一论断的解读,以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与逻辑分析法,在梳理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与历史自信内在联系的基础上,解读了不同历史时期传统体育文化承担的历史责任。研究认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是坚定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重要抓手。由历史文明来看,中华文明孕育的古代体育文化奠定了历史自信根基;从历史实践来看,中西交融的近代体育文化夯实了历史自信的底气;而结合历史认同的分析,与时俱进的当代体育文化注入了历史自信的力量。鉴于此,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贯彻历史自信理念,完善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传播机制与发展方式,重新赋予优秀传统体育新的时代使命,既是我国在当下世界体育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关键,亦是实现文化强国和体育强国的价值旨归所在。

中国电子竞技与产业发展研究

电子竞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快速崛起的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其颇具高科技性的竞技方式和娱乐特点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参与者与观赏者。这一诞生在国外的现代化竞技运动形式,虽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才不过十几年,但近年来却有了快速的发展。通过将电子竞技置于美国著名体育学者阿伦·古特曼的体育概念模型类比分析后认为,电子竞技本身蕴含着极高的"体育性"。以此为基点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由我国电子竞技发展现状和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过程分析,其产业化发展的最根本途径就是电子竞技宣传的科学化、电竞俱乐部的规范化和选手培养机制的合理化。这既是目前电子竞技发展需要突破的主要问题,也是电子竞技最终走向职业化和竞技化发展的主要途径。

我国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的体教融合研究“:清华模式”的探索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多元途径之一。新时代体教融合理念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以清华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所形成的"清华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学术界对"清华模式"的研究,探讨"清华模式"的演变进程,分析体教结合"清华模式"的发展思路、理论指导以及问题表现,阐述新时代清华大学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方面的探索。契合了体教融合的价值理念,顺应了体教融合的发展方向,探索了体教融合的战略布局,表明"清华模式"进入体教融合阶段。体教融合作为实现体育强国的重要理念,新时代"清华模式"将会全面与体育系统进行合作,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蒋南翔体育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在清华大学迈入110周年之际,回溯往昔,拥有强健的体魄一直是清华人的重要特征。百余年办学历程中,清华体育在不同时代都闪耀着光芒。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得益于蒋南翔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和强力推动,清华体育迈向了新台阶。纵观蒋南翔体育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可发现其体育教育思想萌发于清华求学期间,发展和成熟在清华工作期间,体育一直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蒋南翔的体育教育思想从最初的强身健体、抵御外辱发展到后来的为生产劳动服务,再到体育与教育融合塑造全面之人才,其体育教育理念与时俱进,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对后来中国大学体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