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水平的测度与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政府采购网采购合同,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筛选出数字项目采购样本,在排除不同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干扰后,构建了2015—2021年地级市层面本地偏好指标的面板数据集,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我国八大经济区的差异进行测算与分解,并利用PVAR模型探讨了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存在明显的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行为,但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八大经济区主要体现为东部沿海地区较低、西北地区较高,各区域在样本时期内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区域差异由于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的下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冲击会推动数字项目采购本地偏好水平向下波动。本文科学测度我国数字项目采购的本地偏好水平,丰富了政府采购本地偏好的相关理论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数字经济的僵尸企业治理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数字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依托数字经济助力僵尸企业治理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僵尸企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僵尸企业比重,可发挥僵尸企业治理效应;数字经济的僵尸企业治理效应在非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出口型行业、非资源型地区和经济发展压力较小地区更明显;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激励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强企业自生能力发挥僵尸企业治理效应。本文可以为更好地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和加速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数字产业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产业化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重要基础底座,能否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问题有待讨论和进一步确认。本文结合中国21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了数字产业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产业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数字产业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并且数字产业化能够通过创新活力、绿色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渠道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产业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和区域异质性。本文为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布局,为绿色发展提质增效提供重要启示。

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字自主化是指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新能力,是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6—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而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则是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示范城市建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产权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数字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数字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包含了“数字中国”概念的学理性问题,也包含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因此,探讨如下问题对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数字中国”这一概念展开分析,研究“数字中国”的概念源流,并以此作为“数字中国”概念的分析背景;其次,研究“数字中国”的范畴演变,重点分析“数字中国”概念的内涵以及外延;再次,研究“数字中国”的框架逻辑,以此解释如何建设“数字中国”;最后,研究“数字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数字中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影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讨论,不仅可以对“数字中国”产生更为科学理性的认知,也有助于把握“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

城市品牌能提高劳动力定居意愿吗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演变,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已从经济和社会驱动因素阶段转到高品质生活驱动阶段。城市品牌作为城市高品质生活的集中体现,如何影响劳动力“用脚投票”的决策,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网络爬取和手动搜集数据,定量评估了中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品牌,实证分析城市品牌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品牌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长期定居意愿,且在个体和城市层面表现出明显差异:从个体特征来看,高技能水平、45岁以下及无房产的劳动力在长期定居决策中对城市品牌的敏感性更高;从城市特征来看,内陆地区及中小城市的城市品牌产生的平均边际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品牌在通过增大购房压力挤出劳动力的同时,还通过改善社会福利和增强心理认同来吸引劳动力定居。本文的研究为政府进一步集聚资源推动城市品牌差异化建设,获得劳动力资源竞争优势,以及助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数字素养政策文本量化评价

数字素养是数字中国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对数字素养政策进行梳理分析能更好地了解当前的发展趋势与整体布局。本研究运用文本挖掘以及PMC指数模型等研究方法,对2015—2022年中央颁布的有关数字素养的37项政策条例进行了量化分析。分析发现,现存的有关数字素养政策总体质量较高,基本处于优秀、及格的范围;但个体之间差异较大,存在建议内容不够详细、作用范围较窄、预测性和监管性略有欠缺、切入视角单一等问题。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对未来数字素养政策的制定做出展望,也对未来数字素养的学术研究方向做出尝试性设想,以期为数字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助力。

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与经济韧性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叠加复杂风险的冲击,推动政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融合公共治理的新突破。政府治理愈发关注经济韧性这一价值取向,而数字时代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韧性成为风险社会新的治理思路。基于2008—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和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了经济韧性,且不同特质的政府治理会影响这一提升效果。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越高、政府政策推动力度越大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经济韧性的绩效越为明显。在作用机制方面,结合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短期来看,数字基础设施与结构优化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抵抗期风险的分散;长期来看,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效率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恢复期新增长路径的演化。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述评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影响农民工迁居的关键环节。从农民工迁移定居的基本事实、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农民工定居的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文献回顾表明,进城农民工中近四成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三成左右在定居与返乡之间摇摆;定居意愿研究呈现多学科交融态势,Logistics类回归分析是主要定性分析工具;影响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因素可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诸多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重要性在逐渐上升。采用纵向面板数据,提高全国代表性城市调查数据利用效率,多角度引进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保障性住房能够促进人口流动吗?——基于省际人口流动的引力模型分析

人口流动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住房是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的必要条件。文章根据我国人口普查的省际人口流动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和机制,重点分析了保障性住房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保障性住房对人口流动有显著影响,一省保障性住房竣工面积每增加1%,流入人口数量增加约为0.3%。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人口流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中西部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体系不够完善,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有限。研究认为,各地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面积,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减轻企业负担,既可以为城镇人口流入和社会融合提供新动力,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

ICT产业标准竞争与国家利益

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网络结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中标准的巨大利益和作用凸现出来,成为众多企业乃至各个国家瞩目的焦点。在信息技术产业中,取得标准制订权至关重要,标准背后的争斗隐含着对经济霸权的争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这种技术标准的竞争升级、复杂化的原因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相应对策。

我国房产税改革实践、功效与展望评述

房产税在调整房地产市场、平衡地方财税和债务关系以及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等方面持续受到各界关注,房产税制革新亦是我国未来重构财税体制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国内相关文献,在界定我国房产税内涵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房产税的发展实践,讨论了房产税在地方收入、房地产市场调控、收入分配和土地财政等领域的功效和作用,并通过对上海和重庆改革试点的分析,深化对我国房产税改革的认识,为下一步房产税改革实践提出方向性建议。

房产税改革会对经济产生冲击吗?——基于包含异质性家庭的DSGE框架分析

房产税改革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面临"稳增长"与"促改革"的内在张力。文章拓展了Iacoviello和Neri(2010)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部门、生产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当实施免税面积与抵扣税负相结合的方案且房产税率为1.2%时,总产出下降0.38%,房地产投资下降4.71%,房价下降1.3%。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被有效对冲。下一步推进房产税改革应遵循"稳""低""活"的原则。

城镇化与“胖中国”:收入、收入不平等与BMI

肥胖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对中国公共卫生和长期经济增长均有重要影响,然而其形成机理尚缺乏深入探究。文章基于收入不平等视角,利用CHNS数据分析了中国1989-2009年城镇化水平、居民收入与居民体重指数(BMI)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肥胖之间呈倒U型关系,社区层面的收入不平等与肥胖呈正U型关系,不平等对各阶层均有不利影响,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影响更严重。城镇化水平和肥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社区城镇化指数增加一单位,BMI增加1%;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BMI增速已经趋于平稳,农村BMI增速仍处于快速上升期;收入及其不平等对男性和农村人口的BMI影响更大,对女性和城市人口的影响相对不显著。此外文章还发现,BMI与名义收入关系很小,但是与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支出结构关系较大。

纵向分权、横向竞争与土地价格扭曲

地价快速上涨和土地财政一直是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然而对土地市场的结构性扭曲及其作用机理还缺少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从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相对价格入手,利用2004～2010年中国35个主要大中城市数据,分析不同类型土地与纵向分权和横向竞争的交错作用机理.

房地产税对房价的调控作用再探——基于Carey模型的经验分析

房地产税改革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备受关注,利用房地产税调控房价成为下一步调控房地产市场和重建财税体制的关键。已有关于房地产税调控房价的实证研究多从房地产税交易环节或持有环节分析税收变动对房价的影响,较少综合考虑房地产税各环节与房地产市场结构因素的综合影响。利用Carey模型,引入房地产税和市场结构变量,同时考察了不同环节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和市场结构对不同环节房地产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持有环节房地产税对房价具有抑制作用,交易环节房地产税对房价具有推动作用,房地产市场结构在影响房价的同时也会对不同环节房地产税产生影响。

城市新移民自雇创业问题研究述评

自雇创业既是一种就业形式,也是一种创业形式。自雇创业是外来人口"落脚城市"的有效途径,也是活跃城市商贸流通和培育小微企业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雇者个体特征、迁移动机、行为决策、创业模式及意义等方面对城市新移民自雇创业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自雇创业型城市移民的类型化与模式化研究还有待深入,创业行为机理还需要发掘,此外创业的空间地点因素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重大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7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分析

重大体育赛事的举办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承办城市转型发展,但也可能对当地经济产生某种不良影响,这主要源于对重大体育赛事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作用机制认识不够清晰。以2000-2017年22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大体育赛事为基础,利用中国7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重大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全样本数据下重大体育赛事的举办会促进城市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对比国内和国际赛事,重大体育赛事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均显著高于第二产业;以1 085家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分析,发现不同行业利用重大体育赛事的窗口期存在显著差异。

住房特征与乡城移民的定居意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城移民群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以住房为代表的社会性因素成为影响移民城市定居意愿的主要原因。基于杭州、广州、大连、西安四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次序回归模型,探讨乡城移民的居住现状以及住房特征对其定居意愿的综合性影响,研究发现:住房特征是移民是否愿意定居城市的重要影响因素,住房产权对移民定居意愿影响最大,住房面积、住房支出、住房区位和住房环境也对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对于无本地户口移民而言,住房区位和住房面积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大,而住房支出和住房环境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相对不敏感。

数字基础设施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地方政府政策文本的新证据

数字基础设施具有打破信息传播时空壁垒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发展。本文在手工整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文本数据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控制内生性、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法和排除极端样本等检验表明,基准结论稳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减少交易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强化市场竞争以及降低税负压力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促进效果在东中部地区、城市群内部以及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在丰富基础设施研究相关理论的同时,也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