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刑民衔接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侵犯著作权罪中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的行为类型,然而《著作权法》和《刑法》对该行为的违法性评价不一致,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民刑倒挂”的异常现象。为了更好地实现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刑民衔接,应当采取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作为违法性评价的判断立场。在此基础上具体认定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其一,在传播形式上,侵犯著作权罪仅包含交互式传播而不包含非交互式传播,深度链接行为具有可罚性;其二,在传播范围上,侵犯著作权罪仅包含直接传播行为,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间接传播行为不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的刑法教义学反思及展望

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经过试点基层检察院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我国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发现企业合规广泛适用于大中小微型企业和轻罪重罪案件等本土化举措;另一方面也暴露合规不起诉有违刑法基本原则,进而危及刑事法治的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法院参与刑事涉企合规的大背景下,必须为企业合规作为刑事激励措施的正当性提供刑法教义学根据。此时,就需要将合规案件的处理模式作为方法论课题,构建相应的单位犯罪论;在此基础上,将企业合规的出罪根据作为本体论课题,阐明其阻却犯罪成立的机制。

合规视野下的单位犯罪归责理论重构

我国企业合规改革实践中“既放过企业,又放过自然人”的做法,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的要求。这一做法是司法实践在单位犯罪认定中长期存在的将单位与其内部自然人捆绑归责问题的缩影。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我国自然人刑法框架内构建组织体刑事责任制度,以实现单位与自然人的分离归责。组织体刑事责任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定:客观上,将单位内部自然人在业务范围内实施的不法行为作为单位的客观行为进行考察;主观上,从单位存在形式、政策决定、文化宗旨、合规计划等组织体自身客观要素中推定出单位意志。在组织体责任制度的司法适用中,要修正单位犯罪认定逻辑,建立合规案件分案处理机制。

刑民交叉视野下犯罪认定与合同效力关系研究

当合同行为与犯罪行为产生交叉时,判决重点在于明确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之间的关系。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分属于不同法律的规范内容,不能相互证成。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即使存在有效合同,也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直接理由,刑法要将对合同效力的判断进一步转化为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行为违法性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基本立场,民法允许的行为,必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民法禁止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在此基础上,刑法与民法关系的认定应采用相对从属性原则,从属性体现在刑事违法性以前置法设定的一般违法性为前提,相对性体现在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造成法益侵害的量存在区别。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认定——兼论“挂失取走本人账户下他人财产”行为的定性

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客观上根据限制从属性原理要求行为人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侵害法益的行为提供帮助,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确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不要求明知是何种罪名的犯罪行为以及具体犯罪经过如何。为了激活本罪适用并提升司法效率,《刑法》第287条之二第三款的适用前提仅限于行为人与被帮助者之间存在实施相关信息网络犯罪的意思联络。此外,对于本罪的高发关联行为“挂失取走本人账户下他人财产”行为成立盗窃罪。

论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过失问题——以公害犯罪理论为根基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严重危害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中,故意犯罪固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过失犯罪的存在。在对过失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理问题上,危惧感说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更为严格的注意义务,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该理论符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要,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值得提倡的。

内幕交易罪的争议问题研究——由“杭萧钢构案”引发的思考

"杭萧钢构案"在我国证券法律制度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从本案发生到最终结案的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反映了我国在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方面的缺陷,促使我们从刑法的视角对内幕交易罪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根据"杭萧钢构案"中存在的几个争议问题,对内幕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进行分析,并介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制度,以期明确有关罪与非罪的若干重要概念及其范围。

降低民营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的对策——立足于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尝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民营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逐年递增的事实,凸显了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着严峻的刑事法律风险。之所以如此,首先应归咎于民营企业家自身存在主客观方面的缺陷,而缺少公平和诚信的营商环境以及刑事司法中存在的误区也是重要的风险成因。要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前提是树立积极主义刑法观,重视适度犯罪化的预防功能和去重刑化的教化功能。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谨慎适用"先刑后民"的司法模式;另一方面则应当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推定犯罪目的的做法进行严格限制,在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就应当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犯罪低龄化现象显著,学界需要思考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合理性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犯罪低龄化问题重新调整了责任年龄下限。修改后的责任年龄制度仍存在以下问题:判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唯年龄论,与判断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标准不一致。结合我国现实状况,建议在保留从宽处罚规定的基础上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以更好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日本量刑理论的发展动向

近年来,特别是在裁判员制度的推动下,量刑理论成为日本刑法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为实现量刑科学化的目标,日本的量刑理论不仅需要基于犯罪论、刑罚论的立场构建量刑解释论的基础框架,还必须结合裁判员制度下的量刑实务,解决量刑事由的确定以及裁判员、被害人对于量刑的影响等现代课题。

身份犯与不作为犯的比较

身份犯与不作为犯的关系,既非诸多学者所主张的"不作为犯是一种身份犯",亦非毫无任何关联。根据本文的论证,在宏观层面上,它们是按照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分的不同犯罪类型;在微观层面上,二者之间则是一种存在较大交集的非包容关系。

论集体研究型犯罪中表决者的刑事归责--以反对者、弃权者以及匿名表决的场合为中心

关于集体研究型犯罪中表决者的刑事归责问题,我国通常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认定为单位犯罪,而且各表决者之间成立共犯关系。但是,在集体研究中存在反对者或者弃权者的场合以及匿名表决产生不法决议的场合,就难以采用这种归责方式。相比较而言,作为自然人犯罪进行个别归责的方式则更具有合理性。反对者由于明确表达了反对不法议案的态度,因而原则上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在满足了接受不法决议和提供不法决议能力这两个条件的例外场合,仍可以对其进行刑事归责。虽然弃权本身是一种既非赞成亦非反对的中立态度,但是鉴于表决者负有保障消费者安全的刑法义务,因此,当弃权者客观上能够阻止不法决议产生、主观上对于不法决议的产生以及自己能够阻止不法决议产生的事实存在认识或者预见时,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匿名表决的场合,必须贯彻责任主义和"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否定表决者的刑事责任,不能以证明困难为由突破这些刑事法的基本原则。

集体决议中不作为竞合时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存在过剩投票的场合为中心

当经过集体决议产生以不履行义务为内容的不法决议并由此造成损害结果时,可以认为该损害结果是由赞成不法议案的数个表决者的不作为竞合造成的。对于这类案件,判例和通说通常是作为共同犯罪处理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在无法认定为共同犯罪,而且表决结果中存在过剩投票的场合,就需要对每个表决行为的因果关系进行个别认定。此时,根据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将会得出任何一个表决者的合义务表决行为都不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因而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不当结论。鉴于该场合的原因行为具有多数性、独立性、非充分性和必要性等特征,应当根据重叠因果关系说肯定各表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中,共同犯罪认定路径是首选,个别认定路径处于补充地位,而且必须坚持以事实为基础的认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