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山东东路驿站经费研究

山东东路是清代顺治年间设立的驿道,为北京至江南主要驿道之一。该驿道设置之初,财政经费安排不足,导致设驿各州县向百姓摊派徭役、钱粮,但还是无法保障驿站的稳定运行。从顺治十年到康熙十二年,山东东路各驿经费都有增添。新增驿费主要来自本省僻小驿站裁节的经费,也有一部分来自其他款项,包括正项钱粮。裁节其他州县同项经费,用作新增经费,是清初调节财政支出的通常手段。

顺治皇帝的孚斋

清世祖顺治帝是清朝入关后的首位皇帝，也是清朝倾心汉文化最深的皇帝之一。孚斋是顺治皇帝的书斋，顺治帝在位的最后几年中，

康熙未年的内“面谕”与与第三次立储计划——以《本朝题驳公案》新见史料为中心

《本朝题驳公案》是康熙末年根据邸报编辑的坊刻本书籍,其中收录了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之际的长篇“面谕”,以及与康熙朝第三次立储计划相关的上谕、题本等罕见史料。该书与《实录》《起居注》中的相关记载有着微妙的差别,提示《实录》《起居注》中的记载可能经过雍正朝的篡改。从该书的记载看来,康熙帝于五十六、五十七年之际一度重病不起,并长期不能理政,因而在五十六年底发布了长篇“面谕”,预备当做遗诏,并有第三次立储计划,且立储人选很可能仍是胤,但因康熙帝对胤初及其周围小集团的不满而中止。

论明清屯田的私有化历程

明清两代卫所屯田的所有权形态,以雍正五年(1727)至七年的屯田私有化政策为界,之前完全为国有制,之后转以私有制为主。在屯田国有制时期,以宣德十年(1435)至正统二年(1437)"诏免正粮上仓"为界,屯田经营方式可区分为领种制和租佃制两个阶段。在租佃制时期,屯军逐渐拥有屯田的永佃权、田面权,分割、削弱了国家的屯田所有权,对屯田走向私有化起到关键作用。雍正年间,清廷颁布屯田私有化政策,起初试图采用"赎买私有化"的办法,结果遭到各省官民抵制,不得不改为"无偿私有化"。该方案在清代归并州县的卫所屯田中切实推行,只有尚未裁撤的漕运卫所、新建卫所屯田仍然保持国有制属性,禁止买卖。福建省的屯田契约文书展示了屯田交易实态的变迁。

明代文书行政中的地方社会意愿表达

明代地方行政的文书程序中,经常可见由多名里老、生员、乡绅联署的呈文。这种呈文在明前中期被称为连名呈,明末则多称公呈;从明中叶开始,甚至可以看到以"通学"、"合邑"等集体名义联署的连名呈、公呈。这些呈文,既是绅士里老向官府反映地方社会意愿的重要手段,也是地方官向上级官府汇报地方事务的重要依据。及至明末,公呈的地位日益重要,其应用规则亦趋于成熟。在部分地方事务中,特定群体的公呈作为地方社会意愿的证据,成为政府决策时必备的文书凭证。

论明末乡绅地方公议的程序——以《祁彪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祁彪佳日记》中有多处对祁彪佳本人参与地方公议的详细记载。这些记载显示,明末江浙地区乡绅参与的地方公议存在召集、议事、决议三个主要环节。召集环节中,乡绅地方公议的召集人、召集手段有一定规律可循,但时间、地点并不固定,表现出因事召集、议无定所等特点。议事环节又可细分为聚集等候时的预议与正式议事,正式议事表现为以主议官员为中心的"向心式"议事。决议环节则可细分为官员主持的口头定议与乡绅签订公议单的书面订议,且其中体现出"全体一致"的决议原则。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

"乌布"是清代六部中标识司官职务名目的满语称呼,包括掌印、主稿、帮印、帮稿、管股等。掌印和主稿最先出现,并在乾隆年间形成掌印、主稿对所办事务负责的制度。嘉道时期,又出现帮印、帮稿、管股等一系列名目,乌布演化为一种与官缺分离的职位序列。官缺由吏部铨选,决定司官的资格、薪俸、待遇,乌布则由本部堂官任命,决定司官在部内的日常工作与所需承担的责任。清末新官制改革时期,又出现司长、局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乌布进一步演化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现代职官制度接轨。

论清代前期的卫所官制

清代卫所废除了明代世袭的指挥使、千户、百户,改为流官守备、千总、百总,卫所守备、千总皆由兵部铨选。卫千总、卫百总成为卫守备、守御所千总的属官,所辖范围不再以千户所、百户所为限。随着卫所军事职能的废止,卫所武官的职掌只剩下行政事务,屯粮征收成为重中之重,但在刑名事务上,卫所武官并未获得与地方文官相同的权力。为胜任行政职务,清代卫所武官从多种来源,逐步确立为主要选自武进士、武举人。尽管设法弥补,以武官处理行政事务,是清代卫所官制的制度性缺陷,要最终走出制度困境,只能将卫所裁撤,归并州县,回归到以文官管理地方行政的正常轨道上。

清代前期的屯田数额与田土总数统计

清代历朝《大清会典》和《清文献通考》等典章志书中的田土统计数据存在统计口径错误。乾隆以前历次官方统计数据中,仅康熙《大清会典》所载康熙二十四年数据较为准确,其中"田土总数"包括民田与当时已归并州县各卫所的屯田,"屯田数"为当时尚未归并州县各卫所的屯田数。雍正、乾隆两朝《大清会典》与《清文献通考》中雍正二年、乾隆十八年、乾隆三十一年的"田土总数"和"屯田数"各省统计口径不一,某些省份的两个数据均未计入已归并州县的屯田,另一些省份的两个数据则重复计算了屯田。利用各省省志中的数据修正统计口径问题,可知清代前期登记土地总数的增长速度比前人估计得更为平稳。

顾炎武佚文《寄子严书》考述——兼论顾炎武立嗣孙对清代嗣法的影响

叶均禧所撰《昆山人物传》内,录有顾炎武寄给其弟顾纾的书函一篇,未经收入《顾炎武全集》或《顾亭林诗文集》。今将该文命名为《寄子严书》。该文内容,系顾炎武向顾纾提议,要立顾纾之孙世枢为殇子诒谷之后,其事可与《顾亭林先生年谱》互证。由于为殇子立后不合于先儒对《礼记·丧服小记》的解释,此事当时甚为人非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述可为殇子立后,是他为诒谷立后的理论基础。徐乾学作《立孙议》为顾氏辩解,则主张可以间代立后。二人之说对清人影响甚大,清儒多取顾、徐之说而否认郑玄、孔颖达等人对《丧服小记》的旧解,地方司法中也出现准许为殇子立嗣的判例。乾隆四十三年以后,律例中增入"独子兼祧"例,亦与"为殇立后"和"间代取嗣"之说相通。

清代广东省兵米及其折价

兵米是清代田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存留支放各省兵粮。广东省的兵米分为屯米、民米两部分,民米中的绝大部分是清初由条鞭银改征本色而来的改征米。雍正年间以后,广东省绝大多数州县都以折色形式征收兵米,并且折价不断上涨。支放兵粮时则以较低价格折色支放,或者由州县官按市场价采买本色米粮再行支放,收放价格间的差额成为地方政府的额外财政收入来源。虽然雍正以后朝廷历次下令整顿兵米折价浮收的问题,但直到同治五、六两年,广东巡抚蒋益澧才真正题定各州县民米折价,而此时广东省兵米折价数额已高至与地丁银定额相当,且大致为地丁银实际征收额的一半。

明末以降“屯田照民田起科”辨

由于屯、民田地所有制度的区别,明清两代屯、民田赋科则也各有不同。然而,明崇祯二年,清顺治七年,清康熙、乾隆年间,屡次出现"屯田照民田起科"的政令。这一系列政令虽然与卫所制度破坏、屯田归并州县管理的趋势相吻合,但历次调整屯田科则的具体目的、调整范围各有不同。明末清初时的"屯田照民田起科",是增加部分屯田的科则,以达到民田科则的水准;清康熙以后、尤其是乾隆初年的"屯田照民田起科",才是减轻屯田科则,以期平均屯、民田赋负担。明后期至清前期屯、民田赋科则的趋近,主要源自明清之际民田科则的大幅增长,清乾隆以前减轻的屯田田赋甚为有限。

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昆山丛书》抄辑者及作者考述

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昆山丛书》,抄辑者彭治为民国年间昆山人,以开设酒店为生,闲暇时抄录书籍颇多。该丛书抄录于1933至1936年间。丛书中收录宋代至民国诗文集、笔记等六十馀种,约半数为海内孤本,其中颇有对明清社会经济史、文学史、晚清学术史的研究有较大价值者。丛书所收各书中,国家图书馆电子目录未注明作者的多达十四种。其中,《潘晚香先生杂抄》、《香城老人近存稿》、《巢仙阁文稿》、《吴青洋杂记》、《翰苑尺牍》五种孤本,经过考证,可知作者分别为朱集璜、陶琰、陶甄、叶重华、马维翰、吴之玠、叶昌炽、潘睦先、劳乃宣、关广槐等人。

部分观测下基于子结构的大型结构损伤诊断法

该文提出一种适用于大型结构在激励与响应部分观测情况下进行结构损伤诊断的方法。基于有限元模型,大型结构被划分成若干个子结构。相邻子结构间的作用,视为对子结构的"附加未知激励"。依次采用扩展卡尔曼估计和最小二乘估计识别扩展状态向量和未知外部激励,在子结构界面响应未观测的情况下,对各子结构的单元动力参数分别进行识别,并以追踪子结构内单元结构参数的变化,例如单元刚度的退化,对大型结构的局部损伤进行诊断。通过一个较大型的平面桁架桥的损伤识别数值算例,证实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其他方法相比,提出的方法减少了对结构响应观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