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社会与水污染——在环境史视角下对19世纪英国霍乱的再探讨

19世纪上半叶,霍乱在英国出现后,时人留下了众多关于霍乱情况的记载和论述,后人大多从政治史、社会史方面分析这一历史现象,但尚未揭示出霍乱频发的环境原因。因此,很有必要从环境史角度重新探讨19世纪发生在英国的霍乱,以加深对人与霍乱、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从当时英国的公共卫生状况以及饮用水污染情况来看,霍乱不仅仅是穷人的疾病,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病",更是人与环境关系失衡的恶果。从环境史的角度,全面而深入地研究19世纪英国的霍乱猖獗原因以及控制情况,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处理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仍有极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19世纪的英国霍乱与河流污染

19世纪时,霍乱四次出现于英国,传播速度快,患者死亡率高。药剂师约翰·斯诺发现,霍乱病菌通过饮用水传播,而饮用水大多来自河流。因河流大多被污染,故治理河流污染、改善河水状况成为消除霍乱的关键。1876年,英国通过了《河流污染防治法》,禁止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水质得以改善,霍乱随之消除。英国通过治理河流污染消除霍乱的做法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关于河流污染治理的博弈

1853年约翰·斯诺发现霍乱通过污染的河水传播,霍乱与河流污染的关系引起英国社会各界关注。议会调查后证实英国绝大多数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污染的河水不适宜居民饮用。围绕河流污染是否需要治理、如何治理等问题,英国各利益集团、各地区、各党派、相关部门等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公利与私意之间博弈,最终达成共识,为河流污染治理相关法规的出台和有效预防霍乱的再次暴发提供了条件。

19世纪伦敦的供水改革与霍乱防治

19世纪伦敦人对水质的关注推动了供水改革。19世纪初,伦敦供水公司的水质引起供水焦虑和争议,随后,围绕被污染的水源是否有害、如何改善水质等问题,伦敦各界展开激烈交锋。1866年爆发的霍乱不但证实了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的正确,还揭露了作为饮用水源的河流被严重污染的事实,促使议会通过相关立法治理河流污染和改革供水,避免了霍乱的再次暴发。到20世纪初,伦敦的私人供水公司被纳入市政管理,伦敦供水基本达标。伦敦围绕供水改革与霍乱防治的争端是英国城市供水演变的缩影,展现出英国人公共卫生意识的发展及政府职能的扩大。

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及其意义

疾病研究是环境史领域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哥伦布交流》既是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典范之作,它在研究视角、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值得借鉴之处。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约瑟芬·巴特勒与维多利亚时代废除《传染病法》运动

约瑟芬·巴特勒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权运动先驱。为了废除针对社会下层女性的《传染病法》,她成立全国妇女协会并出任领导人,通过到处演讲、报刊发文、组织请愿等方式反对国家规范卖淫;她谴责《传染病法》违背道德、法律、歧视社会下层女性,主张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为女性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争取男女平等提供了基础。

从浪漫到现实——19世纪英国人的结核病认知演变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许多文学巨匠身患结核病,散发优雅迷人的气质,展现杰出的才华,遂使结核病成为时髦的浪漫病。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文学进一步美化结核病的浪漫气质,将其柔弱忧郁的症状与道德飞升联系起来。与此同时,穷人因糟糕的工作环境和居所而成为结核病的最大受害群体。故而,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结核病作为工业扩张的必然结果之一,不但成为穷人的"白色瘟疫",更成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素材。文学作品中结核病从备受追捧的"时髦病"演变为普罗大众谴责的社会灾难,反映出英国人对结核病的认知从浪漫想象走向理性现实,进而推动了结核病防治从蒙昧走向科学。

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病因之争

1831—1849年间英国先后两次暴发霍乱,造成众多人口死亡和巨大的社会恐慌。围绕霍乱出现的原因,英国社会各界展开激烈的争论,分裂为两派:非传染派认为霍乱不会传染,从道德、阶层、种族等角度进行阐释;传染派认为霍乱通过瘴气或不卫生等方式传染。这场争论加深了英国人对霍乱的认识,推动了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

19世纪中叶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以霍乱防治为视角

霍乱与19世纪中叶英国开展的公共卫生运动存在密切联系。霍乱疫情推动了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使英国人意识到霍乱是"社会病"的表现和后果。在查德威克领导下,公共卫生运动把清理城市垃圾、改善下水道、消除霍乱等作为主要目标,在城市卫生状况的改善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因把下水道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又加速了霍乱的传播。

19世纪伦敦下水道改革探究

下水道是市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伦敦的下水道改革历经四个阶段。19世纪初,因伦敦排水不畅,下水道委员会被指责为"腐败无能"。19世纪中叶,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卫生派为改善城市卫生,支持小管道下水道方案将垃圾排入泰晤士河,造成"大恶臭"。此后,首都市政工程局采用巴扎戈特的下水道设计方案,将下水道排水口置于河流下游,也造成排水口恶臭。19世纪末,迪布丁推行"生态下水道"理念,对固体垃圾和液体垃圾区别处理,解决了下水道垃圾处理和气味难闻的问题。伦敦下水道改革是英国城市化过程中下水道改革的缩影,也是更新市政管理观念、摸索和改进下水道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1831年霍乱传入英国,引起极大的社会恐慌。埃德温·查德威克调查后发现,霍乱极有可能与糟糕的城市状况有关,积极倡导公共卫生改革。1848年霍乱的再次暴发证实了卫生派的观点:霍乱严重的地区恰好是卫生状况糟糕的地区。在新闻界的宣传和社会各界的要求下,英国议会颁布法令,开展公共卫生运动来改善城市卫生状况,以此达到消除霍乱的目的。

浅论1831—1849年间英国人对霍乱的反应和对策

1831—1849年间,霍乱两次侵入英国。1831年霍乱首次侵入英国之后,英国人普遍患上了"霍乱恐慌症",甚至造成社会骚动。为了消除霍乱,英国人采取传统的隔离措施,提出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然而,1853年霍乱的再次爆发证明了英国人的霍乱对策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英国人没有找到霍乱的病因。

中国代表团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由运动员、政府代表、体育考察团三部分构成,具有规模大、规格高、目的性强的特点。经各方努力,国民政府达到了参与体育盛会、密切中德外交关系、考察欧洲体育事业的三重目的,在中国的体育发展史和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19世纪中叶英国的结核病性别隐喻探究

19世纪中叶,结核病在英国被赋予鲜明的性别隐喻。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许多文学巨匠身患结核病,创作出杰出的文学作品,遂使结核病被视为展现男性才华的浪漫病。结核病凸显女性的柔弱美和高尚品德,并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体现出社会的性别偏见和审美差异。结核病患者的疾病感知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都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对结核病的美化源于人们对它的无知和恐惧。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结核病的浪漫想象和性别隐喻逐渐褪去,如何治疗它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从双元互动到三维结合——环境社会史兴起的理论探讨

社会史和环境史是20世纪中叶后出现的两大史学分支,都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但也存在一些薄弱之处,这为两大分支的结合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为二者结合的产物,环境社会史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发展为人-社会-自然三维结构的有机结合,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现代教育理念与高校历史教学

现代教育理念是指导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原则。专题讨论教学法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育理念下的教学实践,既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训练学生基本的史学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从而实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

20世纪初英属印度的疟疾防治探析

20世纪初,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加剧了疟疾大流行。疟疾的流行不仅造成印度众多人口死亡,还严重影响了英帝国的经济利益和殖民统治。在疟疾防治过程中,英国殖民政府积极把奎宁用于疟疾的治疗;在罗纳德·罗斯发现蚊子是疟疾传播的媒介之后,又积极进行以灭蚊为主的公共卫生改革。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卫生条件,遏制了疟疾的滋生和传播,有助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存在争议之处。英属印度的疟疾防治是殖民统治具有双重作用的典型个案,也有助于丰富疟疾史的相关研究。

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及其治理探析

1858年夏,英国最重要的河流泰晤士河伦敦段出现"大恶臭",持续一月有余。报刊杂志形象、生动、及时的报道,使泰晤士河的严重污染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大恶臭"是下水道污水和工业废水随意排放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忽视和轻视河流污染的必然恶果。为此,英国政府通过修建伦敦主下水道改变下水道排水口、设立权责明确的河流管理机构、推进相关立法限制工厂的废水排放等措施进行治理,并取得明显成效。"大恶臭"是英国河流污染防治史上的重要事件,为今日河流保护和河流污染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19世纪英国围绕性病防治的争端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卖淫的盛行造成性病患者日渐增多,如何防治性病遂引起社会关注。19世纪上半叶,民间团体和教会采用救助妓女、开设性病医院等措施来防治性病。19世纪中后期,为了降低军队性病的发病率,议会先后颁布三部《传染病法》,逐步强化对军事要塞和城镇妓女的医学检查,并试图将这一举措推广至全国。然而,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体的废除派从道德、法律、阶层、性别等角度谴责《传染病法》,并发起废除《传染病法》的运动。同时,废除派还揭露"白奴贸易"的罪恶,呼吁社会关注雏妓问题。在议会内外废除派的共同努力下,《传染病法》被废除,性病防治又回归成为公民的个人事务。这场性病防治争端既展现了英国注重个人自由的传统,又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兴起。

国家强制与个人自由的交锋——19世纪后期英格兰反种痘运动

19世纪中叶英国强制种痘立法的出台强化了国家对医疗事务的管理并侵犯个人自由,导致英格兰反种痘派的兴起。反种痘派创建反种痘组织,发起反种痘运动,通过示威游行、宣传莱斯特方法、寻求议会支持等方式要求废除强制种痘,并取得初步成功。反种痘运动是19世纪末国家干预下集体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博弈,展现出英格兰人"爱生命,更爱自由"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