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研究的唯物主义转向

《批判性探寻》网站2024年5月30日刊载了马克·科霍布里为马特奥·帕斯奎奈利2023年所著的《大师之眼:人工智能社会史》写的书评。人们似乎很容易认为,像人工智能这样的现代高科技,是与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物质现实相脱离的非物质的存在,但帕斯奎奈利此书就意在指出,此前对人工智能自上而下对社会之影响的研究,没能解释作为“智能”之主要源泉的集体知识和劳动所起的作用,而人工智所提取、编码并加以商品化的,正是这样的“智能”。

信息泛滥时代的叙事危机

2024年4月的《批判性探寻》网站上,刊载了布莱恩·康特尔针对韩炳哲2024年的新作《叙事的危机》的书评。根据学者的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正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之中,即人们的注意力从早到晚被不间断的信息、数据和统计流所垄断,以至于人们总是显得三心二意、一心多用,但实际上大家又都是高度聚焦的。

对麦克卢汉的“女性主义”延伸

2023年9月23日的《全球媒体与社会》网站上,刊发了胡云怡针对《重新理解媒介:对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女性主义延伸》的书评。

如何理解城市人工智能

《城市地理》2024年第45卷第8期,刊载了费德里科·卡普罗蒂、费德里科·卡古茹洛、马修·库克、安德鲁·卡丰嫩、西蒙·马文、宝琳·麦奎克和阿兰-米格尔·巴尔德斯合写的文章,题为《为什么城市人工智能对城市研究很重要?城市人工智能研究方向探索》。

环境媒介与文化技艺

2023年第4期的《文化研究国际学刊》上,刊载了亚当·威克博格的文章,题为《环境媒介与文化技艺:从农业史到人工智能驱动的智慧农业》。具体而言,所谓环境媒介,就是想要批判地、历史地理解环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建构,其焦点在于,作为一种认识论对象,全球环境自身是如何在根本上被中介化的。此一中介化链条可被追溯到分布式传感器网络的数据收集,到此类数据被加工成认识论对象和概念,再到对气候变化之类现象的政策、政治和公共认知。

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

2022年12月12日的《红辣椒》网站上,刊载了拉克希米·普利亚·拉简德兰针对萨娜阿·阿莉米亚2022年的著作《难民城市:阿富汗人如何改变了城市巴基斯坦》的评论。这本书聚焦于卡拉奇和白沙瓦这两大城市,试图重构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的微观史;对于变迁中的地缘政治如何影响了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的体验及其在该国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该书满怀共情地提供了由内而外的解说;而这些身居其中的人的生命故事,则被置于两场大规模战争之中:阿富汗战争和“反恐战争”。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媒介/环境”

2023年第3期的《批判性探寻》刊物上,刊载了以“媒介/环境”为主题的一组专题文章,包卫红、雅各布·加博里和丹尼尔·摩根为这组文章撰写了介绍性文字:《引言:媒介/环境》。在文中,三位作者对近年来“媒介/环境”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描述。

尽管困难重重,还是争取合作

2023年第1期的《国际事务》期刊上,刊载了本杰明·法兰德针对茱莉亚·古若尔2022年的新著《欧盟—中国的安全悖论:尽管困难重重,还是争取合作》的书评.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国际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也总是缠绕且复杂的,它的存在方式,并非无止境的对抗与无疑义的认同之间的二元对立,相反,它总是处于变动之中,有冲突,有合作,有利益同盟,也有各自的优先考虑;被视为前后脱节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可以被视为是关系的核心所在.

理解“失败”

2022年出版的第38卷《块茎:对新兴知识的文化研究》刊载了沙欣·侯赛因关于阿君·阿帕度莱和内塔·亚历山大2019年的著作《失败》的书评。在《失败》这本书中,阿帕度莱和亚历山大考察的是促成了某种“失败话语”的金融及技术协定,在其中,一种特定的认识论、政治经济学和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以风险、升级和创新之名,协力使得失败正常化。

纸书已死?

2023年第11卷、第3期的《移动媒体与传播》期刊上,刊载了安妮卡·施瓦布、卢卡斯·科什、哈霍·C·布姆嘉登和君特·斯多克合著的文章,题为《数字时代的读者:阅读实践与媒介技术》。

汤姆·克鲁斯的“晚期风格”

2022年9月12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安德鲁·凯的文章,题为《汤姆·克鲁斯的晚期风格》。在文中,凯对最近这些年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进行了评论。近期,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2》热映,该影片延续了克鲁斯电影的一大主题,即“令人失望或缺位的父亲”与“深受其苦的儿子”之间的矛盾冲突。

说不尽的瓦格纳

2020年12月30日的《新政治家》网站上,刊载了苏·普里多针对阿莱克斯·罗斯2020年的著作《瓦格纳主义:音乐阴影中的艺术与政治》的书评,题为《瓦格纳的世界》。尼采曾经问过一个著名的问题:瓦格纳是人吗?或者毋宁说他是一种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