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晖:树立良好家风,防范“新型腐败”

2020年查办了18名中管干部,其中有10个人的亲属参与了腐败,18人中实施“新型腐败”的有8人,家人实施新型腐败的有5人。这是我简单做的一个统计。“家风败坏”占比超过一半,充分说明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必要性;“新型腐败”占比接近一半,腐败者逐步从传统腐败向新型腐败嬗变;家属亲友实施新型腐败将近三分之一,这是腐败者实施腐败方式的转型。

毛昭晖:要防止非授权主体对监委的干涉

在首届天府廉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发表了题为《国家监察制度演进:变量、路径依赖与策略选择》的演讲,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就国家监察制度的演进,对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间反腐败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分别阐释了监察机关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职能两个方面的重要变量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廉政瞭望记者就政治属性与法治属性的复合变量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对其进行了采访。廉政瞭望:监察体制改革以来,中央一直强调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那政治属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毛昭晖:首先,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两个维护”是监察机关的首要使命。简言之,维护执政安全,清除政治隐患是监察机关的首要任务,监察权的本质是政治权。其次,从职能定位看,监察机关是独立行使监察权的专责机关。元世祖忽必烈曾精辟地指出监察机构的地位,“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两手的。”

贪污受贿罪死刑不应废除的法理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分析

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关于取消贪污受贿罪死刑的提议引发了社会大范围的争论,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关注。文章回顾了犯罪学史上各个学派对死刑存废的争论和限制或废除死刑的相关国际条约,从贪污受贿罪与一般经济犯罪"四要件"的区别、贪污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死刑的功能等法理学角度和现代民主政治宪政的要求、权责相一致的要求等政治学角度论证了贪污受贿罪死刑存在的正当性,基于心理学的期望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论证了贪污受贿罪死刑存在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进而反对贪污受贿罪死刑的废除。现阶段我国贪污受贿罪死刑中存在的问题是不严格执行死刑带来的犯罪行为与惩罚之间必定性的缺失,应提高死刑判决标准并严格执行死刑判决。

廉政新常态与反腐法治化

一、廉政新常态与反腐败发展阶段“时间窗”廉政新常态是对中国反腐败现阶段的客观描述，“新”体现为中国反腐败历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过程，集中凸显为“以治标为主”“治标与治本并治”和“以治本为主”的动态发展过程。“常态”显现为在某一特定阶段，反腐败的战略与工作模式是相对稳定的，如在“以治标为主”阶段，

国家监察制度演进:重要变量与策略选择

文章就国家监察制度,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间反腐败发展历程进行比较分析,结合《监察法》的实施,提出了两个重要变量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一是监察机关的本质属性,即监察机关政治属性与法治属性的趋同化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二是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即监督职能与调查职能的均衡性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并分析当前导致这两组变量不平衡的内在原因,提出如果不及时通过再平衡策略调整这两组变量,有可能导致监察制度变迁背离我们预设的制度目标,最终影响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巩固和发展。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行为机制研究——基于期望效用函数视角

文章从梳理我国国家层面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和部分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出发,提出了未来完善财产申报制度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通过对官员在现有财产申报制度下的行为选择构建期望效用函数,即申报真实性选择、真实性投票检测、赦免政策下行为和审查部门跟踪调查四种行为的期望效用函数分析,推导出官员在我国现有财产申报制度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策略。并基于期望效用函数的结论,提出制度推行时机在增大腐败惩治概率后方为成熟、面向社会公开财产申报结果、由纪检部门受理审查申报结果和加大违反财产申报规定处罚力度等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策略。

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警惕传统型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

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大背景,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新型腐败嬗变的过程与方式、新型腐败的基本特征和新型腐败的主要类型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新型腐败嬗变的三个阶段:腐败个体的蛰伏期、腐败文化的内化期和腐败互联攀爬期。嬗变的主要方式包括:替代、转化和混搭。新型腐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四个方面。腐败主体的逻辑关联: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嬗变;腐败收益的因果关系:从显性因果向隐性因果嬗变;腐败的利益属性:从违法利益向合法利益嬗变;腐败工具:从传统化工具向智能化工具嬗变。提出新型腐败的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研究证明,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型腐败占比增大是导致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和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加大对新型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完善新型腐败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政策选择。

惩防体系的软肋:国企腐败的制度依赖性透视

国企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政治与经济双重体制的逆向挤压是国企腐败高发的动因。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依旧是以行政化手段为主,自上而下的公权力对国有企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国企正是依赖这种公权力,获得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超额垄断利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经济主体的属性,在国家监管、社会责任与公益目的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多元化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方式又成为其谋取私利的重要途径。瓦解国企强势既得利益集团谋利行为在于分类监管。公益性类企业的监管模式应当摒弃市场化监管手段,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社会民主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模式;对竞争性国企应确立"非禁即准入"原则,建立国有资产退出机制。从根本上说,国企腐败治理关键在于瓦解国企腐败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以全面改革代替局部改革,以制度创新代替制度修补。

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思考

廉洁政府的关键是执政党廉洁,而造成执政党腐败的重要根源是只"对上负责"体制可能造成的以第一把手为核心的高层腐败。党代会常任制是根除第一把手腐败的一剂良药。党代会常任制的核心涵义有三:一是党代会年会制,使党代会真正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二是全委会常设制,使之真正成为党的执行机关;三是党的纪委独立制,使之成为党的最高监督机关,从而实现执政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设与协调。

基于定律视野的反腐败进路

把握腐败行为特性及其形成、演变规律,是反腐败政策设计的前提。通过定律作为分析工具,有助于分析纷繁复杂的腐败生态,揭示反腐败政策的内在机理的视窗。运用两元性定律剖析公权力为什么呈现纷繁复杂的形态,以及权力腐败源自公权力内在属性的倒错;运用路径依赖定律研判在路径控制要素的掣肘下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发展愿景实现程度;运用"奥卡姆剃刀"力图破解当前反腐败制度爆炸所带来的新问题;运用戈森定律分析腐败的动机。

反思与探索:中国反腐败斗争不容回避的六大关系——基于反腐倡廉建设发展与和谐的视野

从发展与和谐的视野看,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存在两个方面的六种关系。在面临的严峻形势方面存在三大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与反腐倡廉建设长期性的关系;利益集团的非均衡化与反腐倡廉建设复杂性的关系;监督领导体制的缺失与反腐倡廉建设艰巨性的关系。在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与职能方面也存在三大关系:预防腐败体系的完善与惩治腐败的关系;反腐倡廉建设战略与实现路径的关系;廉政监督与勤政监督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有助于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更大成就。

关于构建国家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设想

国家预防腐败体系是指按照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方案的要求,以国家预防腐败机构名义发布一组指导性文件,对党政机关及其他社会组织预防腐败体系提出明确的要求,党政机关及其他社会组织按照指导文件规定的方法和要求,建立自身的预防腐败体系,并组织其运行。国家预防腐败主管部门分级分类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党政机关及其他社会组织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提供方法指导,定期对体系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这样使一切有可能产生腐败行为的施政过程受控,绝大多数腐败行为将被消灭在发生之前。

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式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万里长城时，应当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典史诗。同样，建国后“两弹一星”的政治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公共利益何以被窃取——组织化腐败研究

伴随着强势利益集团交易合谋的频度的加剧,组织化腐败也随之凸显,其危害远远大于个体腐败。组织化腐败是公共权力的组织性异化,是组织内部制度化和组织外部交易合谋,体现为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部门利益数倍于公共利益,表现为决策腐败、立法腐败、组织不作为腐败、公共财政消费性腐败和用人腐败。从个体腐败到组织化腐败的演变历程,凸显了中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治理组织化腐败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需要。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上书”是否仅是“豪门盛宴”

势单力薄的平头百姓,由于缺乏公共资源和未建构组织化形态,其"上书"

“以人为本”视域下中国反腐败政策的范式转变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项工作中去。如何理解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如何从理论上全面诠释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重要指导思想的变化,如何在工作中更加全面地贯彻这一指导思想,是我国理论研究界和各级纪检机关面临的一项重要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课题。本专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民本思想的演变轨迹及其时代创新,论述了"以人为本"视阈下中国反腐败政策的范式转变,以及如何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期望通过本组文章,给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提供一些启迪。

反腐败立法:从哪些方面发力

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发布。《决定》强调,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那么,反腐败立法从哪些方面发力?规范制约公权重点应放在哪儿?如何确保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就这些问题,检察日报廉政周刊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的策略

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需要实行反腐败再平衡策略,这就是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就与挑战的分析,力图找到影响反腐败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不平衡因素,并提出反腐败斗争从不平衡状态向平衡状态演进的路径选择:以问题为导向,实现消除政治隐患与消除经济社会隐患的再平衡;避免"周永康陷阱",实现治本制度供给与治标制度供给的再平衡;破除四风滋生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反腐败与反特权的再平衡;适度放权,实现政治领导人政治抱负、政治智慧与公职人员履职行为的再平衡;夯实私德基础,实现公职人员政德与私德的再平衡;防范新型腐败,实现打击个人腐败与惩治腐败同盟的再平衡;保持适度差异性,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的再平衡;强化从政激励,实现惩治腐败与激励廉能的再平衡。

警惕组织化腐败窃取公共利益

当前，组织腐败、利益集团腐败、制度化腐败等几个概念见诸各种论述之中，这也证明了公共舆论对组织类腐败的认识已从单一公共事件的评判上升到对公共事件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的反思。组织化腐败实质上是组织腐败、利益集团腐败、制度化腐败几种概念的集合，特定区域一旦呈现组织化腐败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