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到赋权: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拓展与深化

当前,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主要内容是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程序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为目标的司法程序内的社会服务。构建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正常社会化需求的社会支持体系,应当将目标从权利保护拓展到赋权。以未成年人的需要和消解其困境为主要内容,增强未成年人的主体性和参与度从而激发其正常社会化的潜能,赋予未成年人识别、获取和主动链接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以赋权为导向的社会支持体系旨在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陪伴性的、心理和情感等社会支持,修复或重建未成年人与家庭和社会的依恋关系。通过赋权增强未成年人融入社会的能力,减弱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的阻力,提升未成年人正常融入社会的信念、抗逆力和自控力。

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原理研究

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信息共享平台是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运转轴心,然而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仍然较为薄弱。少年司法的社会化属性要求对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和社会之间的条块分割进行改革,增强社会支持部门间资源共享、协同合作的能力。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应充分考虑少年司法的社会化属性,因地制宜地明确当地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信息共享平台的构造,开发针对困境未成年人的信息发现、事件处置、政策制定等功能,向未成年人提供相关教育、矫治及其他社会工作服务的项目与渠道。

基于诉讼行为能力分析视角下的未成年人认罪认罚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已经成为了制度现实。学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能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尽管依然存在争议,但大体上已经形成了未成年人可以在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帮助下,决定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共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协商性司法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展开,其必然以被追诉人权利的减损或放弃为前提。如果将认罪认罚视为被追诉人对权利的处分,那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能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探讨,就必须对司法程序中未成年人处分自身诉讼权利的资格即认罪认罚行为能力及限度等问题做出回应。

论刑事和解中反悔行为的处置

刑事和解中的反悔行为可能由任意主体在刑事诉讼的任意阶段提出,如何处置该类反悔行为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司法机关处置刑事和解中的反悔行为应当遵循刑事强制、履行固定及处理确定三个原则,以规范刑事和解协议的形成、履行及解除。其次,在反悔行为发生时,司法机关应当根据刑事和解反悔原因及反悔阶段的不同而做出具有区分性的处置决定。最后,在刑事和解协议解除之后,应当为原和解协议受益一方的被害人提供必要的救济途径,以解决其面临的生活困难等现实问题。

惩罚、隐恕与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

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与私法领域的被遗忘权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隐私或信息权利的保护并非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构建的理论基础。刑事制裁的边界与隐恕的伦理要求催生了刑事司法程序中被追诉人对被遗忘权的渴望。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构造应当是阶层化的,犯罪记录不被法庭使用、犯罪记录封存或者消灭、删除与犯罪相关的信息是刑事被遗忘权在不同层面的展开。基于国内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我国刑事领域被遗忘权应当从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轻罪案件领域展开,以回应被遗忘权在刑罚与伦理层面的价值需求。

探究性学习方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巧妙应用

近些年来在素质教育的影响下我国的教育发展已有所改变，但在少数的学校中还存在着应试教育的教学方法，这大大的影响着我国教育发展的道路。如何改变素质教育和传统模式的教育方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关键，而探究式的学习就是改变传统教育模式的方法。本文就是来研究何为探究性学习，并且研究它的特点和在教学过程中的策略，推荐小学教学模式的改革。

谈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兴趣的培养方法

小学是学生生涯的开始，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数学，数学兴趣的培养至关重要，除了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之外，还要丰富课堂活动和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玩中学习，开发学生的能动性，提高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和积极自主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生活中选取合适的素材，让学生知道知识来源于生活，让数学中抽象的知识与生活紧密相结合，从而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论认罪认罚从宽场域内不起诉的适用

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的严苛条件正在逐渐松动,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也越来越多地被认为在做出适当调整后可以扩大适用至成年人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为酌定不起诉制度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扩大适用提供制度基础。以认罪认罚为基础的不起诉样态,在性质上区别于通常的不起诉制度,但是在实现上又依赖于通常的不起诉制度。这种特殊的不起诉类型与降格起诉或选择起诉共同构成了控辩协商不起诉这一独特的理论模型。在控辩协商不起诉的模式中,更应当注重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利。

模式与进路：论民事证据失权制度

民事证据失权与缺席裁判失权、管辖异议失权等制度共同构成了程序性失权制裁体系。我国民事证据失权制度几经调整,将"与案件基本事实无关"作为发生证据失权效果的构成要件要素,最终形成了一种在适用上较为严格的证据失权模式。我国历史上不同的证据失权模式饱受争议,并非是证据失权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而是未能与其他民事诉讼制度紧密协调。证据失权制度的建构应呈现出动态化的特征,以在不同的制度运行环境之下与其他诉讼制度一同实现民事诉讼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