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原油价格上涨与我国能源政策

通过分析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以及影响石油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介绍了我国相关的能源政策。

新时代经济发展红利从何而来——基于人口红利与增长动能关系的分析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以及改革步入深水区,传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资源和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创新所产生的技术优势必然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旧有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减弱的背景下,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以及政策红利向全面深化改革红利转变,实现新时代发展红利的重塑,并在消费扩大和升级以及服务业和新经济稳步发展的作用下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成为当前我国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中国工业绿色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非线性检验

通过方向性距离函数及GML生产率指数，测度2000-2014年中国工业36个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倒退0．02％，只有轻度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增长；环境规制改善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符合倒“U”型关系；由于行业异质性，不同行业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效应不尽相同。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文章利用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6年的数据,检验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集聚外部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及其外部性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倒“U”型关系,但大部分城市产业集聚并未达到拐点水平,不过多数城市至少在专业化或多样化外部性一项上处于曲线的下降阶段。具体而言,仅有少数资源型城市在专业化上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而其他多数城市则在多样化上更接近曲线的下降阶段,特别是地区行政和经济中心城市以及环保部重点监测城市。此外,不同污染物面临的拐点并不相同,二氧化硫和废水污染相对于烟粉尘污染拐点水平更高。因此,明确不同城市在专业化和多样化上的各自优势以及污染类型方能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控制。

新时代 新矛盾 新理念 新路径——兼论如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我国经济建设迅速推进的同时,人与自然矛盾不断恶化,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从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三者统一的视角分析我国人与自然冲突升级的原因可以发现,人与自然冲突升级的现实成因在于传统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方式,本质上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具体表现为传统生产力的反生态性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不完备性则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关系。因此,未来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高度关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间的平衡关系,在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建设的前提下,将提升生态生产力作为关键抓手,并通过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制度保障,构建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