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与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

从古文献学的角度明确提出其涉外问题,旨在以国际视野审视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研究。具有涉外特征的中国古籍的"中国"问题主要涉及地域、作者和语言三个方面,其内涵和外延有三个层次;一是在中国国内产生、作者为中国人、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民族语言的,这是核心古籍;二是以核心古籍为底本产生的衍生品,以及对核心中国古籍及其衍生作品进行再整理的相关成果;三是与中国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并收藏于中国的外国古籍。随之,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新热点将转移至古文献学基本理论的新构建、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开展、中西文献学比较研究和中外文献交流史研究。开展中国古文献学涉外问题研究有助于扫清当今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障碍,推动中国古文献学国际化建设和拓展中国古籍和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维度。

明代西洋三书的域外史记载与世界性意识——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随行的马欢撰《瀛涯胜览》、费信撰《星槎胜览》、巩珍撰《西洋番国志》。三书表达了明朝"宣德柔远",加强中外联系、"共享太平之福"的意愿。书中大量记载了海外各国的天时气候、"土产之别,疆域之制";记载了万里远航中"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的行程;还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向国人介绍海外诸国的社会面貌,用以开阔明朝观察世界的视野。三书说明了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和意义,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的重要地位,反映出鲜明的世界性意识。

王徵历史形象演变的史学史考察

王徵（1571-1644）是晚明中国的一名天主教儒士,字葵心,又字良甫,自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支离叟、景教后学、崇一堂居士,教名斐里伯（Philippe）。明陕西泾阳县鲁桥镇尖担堡人①。自晚明至今,他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塑造成不同的历史形象,先后出现过＂忠臣义士＂、＂科学家＂、

王徵与《西儒耳目资》

晚明士人王徵是《西儒耳目资》的中方作者,是继金尼阁后完成西方语言学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桥梁。文章从三个方面澄清了王徵在《西儒耳目资》成书、刊刻中的贡献,解决了《西儒耳目资》的作者问题。王徵在此书中独立撰写了《西儒耳目资释疑》和《三韵兑考》;与金尼阁合作完成了《译引首谱》、《列音韵谱》、《列边正谱》三篇的《问答》;王徵还有校、刻《西儒耳目资》之功。本文不仅指出,《西儒耳目资》的作者应著录为"金尼阁、王徵撰",还挖掘了王徵撰《西儒耳目资》的文化意义,认为他的工作不仅完善了中国传统语言学,还会通了中西文化。

金尼阁与中国早期西学文献

在中国历史上,明末清初西学文献是指当时伴随宗教东来而入华的一大批西语文献和由此在中国产生的在华西语文献和汉语西学文献的总和,在华西语文献包括从欧洲原版运进中国的西语文献,也包括在中国境内刊刻的西语文献。作为晚明耶稣会书籍传教策略的主要执行者,金尼阁对晚明中国的西学文献贡献良多,主要包括其携带大量西语文献返华、在中国设厂刊印西语和汉语书籍、独撰或合作著译汉语西学文献、推动其他学者独撰或合作著译汉语西学文献等内容。金尼阁的这些工作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地、自觉地传播西学书籍和西学的序幕,推动了中西文献与文化的融合,拓展了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领域。

陈垣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陈垣先生是中国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是对基于交通往来而产生的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及其成果所进行的研究。其中西交通史研究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献交流、中西学术期刊的创办和学术交友及交流四个方面。其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开拓了从宗教史探研中西交通史的新领域;善于拓展史料范围,重视以文献学方法治中西交通史;以宣传爱国思想、弘扬中华文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试析《读书敏求记》分类方法及其学术意义

清代版本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一部文献价值较高的善本书版本目录。在分类方法上 ,它不仅继承了“四部分类法”的核心内容 ,又依据当时典籍流传的状况、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藏书的实际 ,对“四部分类法”进行了变革。为当时的文人学者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去观察社会 ,观察世界 ,唤起他们对许多经常被忽视的书籍及知识的思考和再认识。

王徵历史形象的演变

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他们的文化意义却可以不断地与时俱进。自晚明以来,学界曾将王徵前后诠释为"忠臣义士"、"科学家"、"天主教徒"等几种不同的历史形象,而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似乎更应被诠释为"跨文化传播者",因为其跨文化传播的活动对于当今文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评价的转变和王徵历史形象的再次变更,也说明了史学研究反映时代精神,并随时代发展而深入的特质。

新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学科建设对古籍出版的助力

中国古籍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感染力。文献典籍能够代代传承,主要依靠古籍研究、古籍保护与整理以及古籍出版与流通等。新时代,古籍出版社及相关从业者应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认识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做好古籍保护与古籍整理工作:保持和加强古籍整理工作的专业性和严谨性、培养和输送高质量古籍专业人才、建立古籍研究机构与古籍出版机构的合作平台、为古籍出版管理和规划部门等相关管理部门输送智库资源。

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路

向达的治学成就在20世纪学术史上书写了很有光彩的一页,其治学精神更对后人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向达从在史地研究会会刊《史地学报》上发表论文开始研究中西交通史。他一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可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的起步期,30年代的成熟期,40年代的聚焦期和50年代以后的转型期。研究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路,能更好地推进向达研究,并清晰再现20世纪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催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这一新领域之演进脉络。

读书经世有大爱——朱鸿林教授访谈录

朱鸿林先生擅长中国近世历史与文化研究,尤擅明代思想史与制度史,近期着力于近世孔庙从祀、祠堂祭祖、乡约与乡村社会、经筵与帝学、明朝巩固两广统治的制度与历史等研究,以及明代思想史的重新探讨。朱鸿林先生扎实而显著的学术与事业成就背后是他读书经世的人文情怀。访谈主要围绕其读书治学领域的探索与确定,时空转换中的求学与入职,守先待后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及其施政与影响四个方面展开。朱鸿林先生对访谈问题作了认真细致的解答。

从中西交通史到中西文化关系通史——评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中西文化关系史,最初称中西交通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说其古老,是因为"人类文明与进化,在摇篮时代就表现为彼此之间既坚持自我又相互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①)。而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时本欲以汉武帝时期为开端,但爬梳史料后,他开篇便提出:"上古历史,亦正与汉武帝以后,二千余年之历史相仿也。"^(②)他将《前编》细分为十三章,依古籍史料总结了自史前民族迁徙至汉初中国与域外交通的状况,将中西关系史研究上限往前推了两千余年。也就是说。

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

向达(1900~1966)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自其大学期间转理为文,加入南高史地研究会并在会刊《史地研究》上开始发表学术论文起,向达的学术探索之路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起步期,30年代的成熟期,40年代的聚焦期和50、60年代的转型期四个阶段。他的一生出版了2部研究专著、近20种译著、50余篇论文,开设了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中西交通史、印度史、史部目录学等课程,培养了许多学生。中外对比、历史文献学、实地考察是向达治中西交通史主要的研究方法。他在中西交通史学科、敦煌学派的创建和爱国史学的开展方面成就巨大,影响深远。

第十二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10月9—1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与文化学系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共发表论文34篇,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位学者围绕诸多主题展开热烈研讨。中国文化史研究如何在理论层面完成自身三大体系建设是当前的重要问题,张昭军指出以中国学术史为路径研究中国文化史在提升研究主体性和民族性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许衡集》版本考

《许衡集》是指元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许衡(1209—1281)的现存著述集。它是保存许衡著述的重要文献,是研究许衡学术和思想的基本依据。总结归纳《许衡集》主要版本之授受源流,可以发现《许衡集》主要呈现出三个版本系统,即以大德初刻本《鲁斋遗书》6卷为首的系统、以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鲁斋全书》7卷为首的系统和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鲁斋遗书》14卷为首的系统。三个版本系统联系紧密,但又各具特点。

《四库全书总目》案语的书目功能与学术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案语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书目功能与学术价值，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奇器图说》与中外文化交流

《奇器图说》这部西方机械工程学汉语著作以"奇"字冠名,它所承载的文化交流史也是一朵奇葩。本文对它与中西文化交流、它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著录情况和它与中朝文化交流三个问题进行了探研。呈现两点启示:一是从文献的角度研究文化史,呈现文献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二是异质文化的本土化通过本土学者的再解读、并融入自己民族文化而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