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国内投资刍议——兼论近代中国企业家的爱国特质

陈嘉庚的国内投资是他于海外取得成功之后,向国内投身社会之时展开的。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陈嘉庚的国内投资呈现出鲜明特征:跨界,积极投入新式实业,融发展公益与经营企业于一身,服务于教育救国理念及事业,主动担当祖国前途命运等。从企业家的角度言之,他的国内投资一方面充分调用了跨界经验,从而有效整合了各类资源,投资行为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另一方面,他的国内投资行为又与学界讨论的以“经营地方”为特征的“中国式非凡企业家”“社会企业家”多有吻合之处。对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企业家而言,他们普遍经历了由乡而国、从关注地方建设到心怀家国命运的递进,从而兼具多重特征,这给近代中国企业家的话语讨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也论晚清政府对海疆统一基本格局的维护

晚清自道光中叶以降,海疆危机即持续不断。鸦片战争后,随着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胁,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全国各重要海防海口门户洞开,列强对清代传统海疆主权的侵夺更是比比皆是,中国台湾、澎湖、南海诸岛对清朝海疆安全的重要性凸显无遗。在一系列海疆危机面前,晚清政府一方面逐步在传统海洋观念的基础上接受近代海洋与海权观念,筹建近代海军以维护海疆主权;另一方面积极以多种努力和尝试,维护了海疆统一的基本格局。

近代口岸与腹地经济关系新探——以闽江流域为例

当前学术界关于口岸与腹地关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口岸城市的兴起带动腹地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也有腹地经济影响口岸贸易,进而影响港口城市发展的另一面。近代闽江流域就是一个以福州为口岸,以流域整体为腹地的“一域一口”的口岸—腹地经济互动模式类型。由于福州口岸对腹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相当有限,近代闽江流域腹地对口岸的经济影响反而起着主导作用。这不仅使得福州只是扮演贸易型口岸的角色,也使它的对外贸易在近代经历了由外向性向内向性的转变。

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外部市场研究——以近代福州为例

关于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研究,学界一般强调开埠通商后外部国际市场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而着重关注口岸城市与腹地经济的有效互动。然而,从长时期的角度来看,近代口岸城市的发展是与其参与海洋亚洲的建构息息相关的。以福州为例,长久以来,借着亚洲内部的贸易关系,琉球与台湾成为福州城市与港口发展最深刻的历史记忆。然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开埠通商,与更大的国际市场建立联系,福州的发展反而形成了一种偏离。在丧失传统亚洲外部市场之后,福州及其腹地都被迫转向"内在",表现出极大的内向性发展。

东南亚民族关系研究的独特路径——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与《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带来"经济不公平";另一方面,新兴民族国家的文化整合也带来了少数民族文化保存与认同的危机。此即东南亚民族问题的"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以此结构来反观当代东南亚甚至全球的民族分离运动,实为民族问题研究的独特路径。

论近代海关与地方社团的关系——以近代厦门海关兼管常关为例

近代中国海关(洋关)兼管常关这一事件给海关处理其与地方社团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所和考验。本文以厦门海关兼管常关为例,指出海关在处理与地方社团关系时,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地方社团的利益,在此基础之上以期实现对海关和地方事务的控制,而双方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之下往往也呈现出某种合作关系。

移民与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互动——以近代南中国海为例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在迁出地上主要集中于闽粤地区,在迁入地上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在南中海地区,移民行为与华商的贸易网络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源起上讲,两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近代,一方面,移民行为使得华商跨国贸易网络不断扩展,同时也为网络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华商网络的存在使移民行为在新的关照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涵义,更进一步拓展了海外移民理论的研究。

“华人资本主义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3月25—26日，“华人资本主义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召开，会议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

近代闽江流域上下游间经济联系再考察:以粮食贸易为视角

闽江流域上下游之间自明清以来长期存在着倾斜性的经济联系,具体表现为上游向下游输出较多的产品,而下游对上游输出则少,原因在于两地自然条件上的差异。这一倾斜性联系在进入近代后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原因为流域区域化之后的整体特性,即对域外进出口贸易的高度依赖性。此外,近代闽江流域社会环境的恶化及区域中心城市不能发挥核心辐射功能是闽江流域上下游间倾斜性经济联系持续存在且不断加大的另一主要原因。

公用与民营:近代鼓浪屿租界公用事业研究

与近代上海等地租界相比，近代鼓浪屿租界公用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华洋分离、管办分离的基本格局。在自来水、电力及通信行业，租界当局凭借其政治特权，以“市场”换取“公用”，从而吸引华商资本进入，推动公用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鼓浪屿工部局也对公用事业的门槛和经营进行监管，由此形成了公用民营的基本态势。以此而言，近代鼓浪屿租界甚至近代厦门城市化的历程，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场监管与近代华商资本扩张的互动过程。

战时经验与制度变迁:山东解放区对东海关的接收与改造(1945—1949)

1945年8月烟台的解放,使得东海关的历史由外籍税务司时期进入到人民海关时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东海关原有的管理系统被打散,原来的各分关分属各地工商局管辖。与此同时,山东解放区的海关管理也呈现出维持较高税率、强调海关工作人员的政治可靠性、海关直接领导权逐级下放、积极开展“群众路线”式的缉私活动等特点,这些均是适应战争形势而实行的新举措。山东解放区对东海关的接收与改造,事实上已呈现出“整体接收、逐步改造”的特征。随着解放区海关管理人员的培养与流动,这一经验与管理模式也从战时经验转变为新的制度实践,从而奠定了新中国海关管理制度革新的基础。

战时缅甸归侨的战后复员——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考察视域

二战结束后,受太平洋战争影响而返回中国避难的大量缅甸华侨急需返缅恢复旧业。但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缅甸新政府对华侨返缅设置了重重阻碍,这一群体遂大量滞留中国,散布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省,且集中于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昆明等地。为寻求成功返缅复员,这一群体以侨团的形式积极游走于联合国相关组织、各国政府与各地方社会之间。面对当时的国民政府,缅甸归侨所组织的社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侨"和"社会团体"的特性,也成功地显示了归侨团体在形塑近代"国家—社会"关系时的独特作用。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战后社会重建时的低效和无力在此过程中被折射无遗。

行业社团与民国政治:1927—1931年间的海关华员联合会研究

北伐军进军上海前夕成立的海关华员联合会,是上海江海关内外班华员联合成立的行业组织,其最大诉求在于借助国内反帝爱国主义浪潮,改变中国近代海关中长期存在的华洋职权不等、待遇不均的现状,进而谋求收回关权。联合会在成立后,以革命组织自视,一方面配合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参与各类政治性集会和政治宣传,积极投身于要求关税自主运动,另一方面寄希望通过关税自主,改革海关旧有的人事及行政制度,进而改善群体待遇。然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的实现,中国近代海关的“关制改革”也以维持旧有的外籍总税务司制度而告终,海关华员群体的政治诉求被国内外政治演变的浪潮所遮蔽,其组织也以解散而告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对社会管控的收紧,北伐前后兴起的以反帝爱国主张为主要诉求的各类社会组织逐步转为注册登记的社团组织,各类自主性政治性活动也趋于式微,海关华员联合会可视为一典型个例。

道不尽的茶事

在饮品繁多的今天，茶，依然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中国是茶的起源地之一，是世界上制茶、饮茶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也是将茶事深深嵌入自己文化传承的国家之一。

明至民国时期的东南山区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武夷山区为例

回顾明至民国时期武夷山区的开发历程,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从发展特征来看,武夷山区较为成功地扮演了三个角色。第一,它成为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国唐宋之后的经济中心即江南地区联系的重要通道和中介;第二,它成为中国经济区域化和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它成为支撑中外经济往来的重要地区。明至民国时期包括武夷山区在内的东南山区的开发和发展,得益于东南沿海地区与江南地区的区域分工与区域协作,同时也以自身的发展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联系及其影响——以厦门商会为例

近代以降，商会作为商人的组织首先由清政府倡举，海外华人纷起而效仿。本文以近代厦门商会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海外诸华商总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考察这一联系的社会影响。在整个近代过程中，厦门商会有意地强调其与海外华商总会之间的联系，并在处理国内、本地事务中反复对此联系加以运用，以增加商会活动的影响力，从而达到影响政府及其他社会势力来使本团体获益的目的。

国家与网络之间:战前环南中国海地区华侨小微商号的经营策略

已有关于战前海外华商企业经营策略的研究,多遵循两个路径:一为关系与网络;一为国家。前者强调华商企业对华商网络的依赖,后者主张应重视民族国家对华商网络形成的制度约束,进而影响到华商企业经营策略上的抉择。从新加坡"白三春"茶行的经营策略来看,其较为成功地融合了"民族国家"与"华商网络"这两种被已有研究视为对立的社会资源。一方面,该茶行将自身经营行为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演变的主旋律相结合,以获得来自祖籍地及中国的助力;另一方面,藉着历史时期形成且发展至近代的华商网络,茶行灵活运用移居地区的本土资源,在采购与销售两端缓解20世纪以降各种跨国危机对其日常经营所带来的冲击。透过"白三春"茶行的经营实践,可进一步加深学界对二战以前海外小微华商企业经营策略的理解。

移民企业家与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地域经济圈的视角

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发展,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源于来自南洋的华人移民企业家群体。从地域经济圈的角度而言,华人移民的移动与聚集是环南中国海地区长时期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与近代中西碰撞、交流的历史格局并行不悖,在一定程度上,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开辟成为环南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近代演变的契机。以此而言,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租界的讨论似仍有再探讨的余地与空间。

中国近代旅游业与区域经济的新思考——读《滨海型城市青岛旅游业的演进》

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旅游业之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但二者间的互动机制却有待学界进一步明确和深化1。近读高玉玲博士所著之《滨海型城市青岛旅游业的演进（1898-2000）》一书（该书作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第四十一种,由国家一级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滨海》）,借青岛旅游演进历史的研究,

虞和平与中国商会史研究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进展。虞和平对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学术敏锐性;而他对中国近代商会独辟蹊径的研究,也确立了他成为引领中国商会史及中国史学研究潮流其中一员的地位。虞和平的中国商会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鲜明的特征:即强调运用多学科理论和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他不仅成功地将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引入到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当中,还通过对比中外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成果,从而富有远见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新的研究生长点。